美国的目标是将伊拉克建设成一个包容性的联合政府。但是事实证明，如此的联合政府，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因为伊拉克政府内的各个派别都有各自的利益考虑

　　美国总统布什提名国家情报局副局长迈克尔．海登出任中情局局长后，海登立即成为媒体关注焦点。美国《纽约时报》14日报道说，海登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期间，涉嫌在高层建议下为“窃听门”开方便之门，是“窃听门”的设计师。与此同时，副总统切尼被爆是新一轮“窃听门”的“主谋”。在“9．11”袭击发生后不久，切尼就要求国家安全局在无须得到法庭搜查令下，窃听及截查美国国内的电话和电邮纪录，以打击恐怖主义。由此，美国媒体又一次掀起了对“窃听门”的狂轰滥炸。

东窗事发
　　在“9．11”刚过去的那段艰难日子里，白宫官员悄悄地在华盛顿的情报机构中传达着这样的信息：你们需要什么样的武器才能阻止第二次袭击？对此，国家安全局作出了回应：给我们监控美国国内民众通话的权利。据一位匿名的国安局官员介绍，此前国安局一直处心积虑地想要监听恐怖分子的电话，但是却鲜有斩获，虽然恐怖分子用的都是些随手可得的廉价密码电话。他还透露，国安局原本并没有奢望白宫会批准他们的这一要求。在经历了上世纪７０年代“水门事件”的窃听丑闻后，密码破译人员的工作被严格地限制在窃听国外通话的范围内，而无权监控美国国内居民和大部分国外游客的通话。
　　一切都因“9．11”而改变。为了避免再次受到袭击，布什号召政府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竭尽所能，甚至不择手段地将恐怖分子抓捕归案。虽然所谓的“国家安全总统指示”目前仍属高度机密，但据知情人士透露，其内容就包括加大电子监控力度。于是，老规矩被取消——1980年出台的“18号美国信号情报法案”文件，严格限制国内窃听；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国内监控制度，尽管许多细节还存在模糊之处。
　    非常时期须行非常措施。在战争时期，人们自愿接受秘密监控。美国人现在每年在情报上的投入达400亿美金以上。面临安全和隐私的两难抉择，大部分美国人很可能选择牺牲部分隐私来获取更多的安全。然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即使国安局的专家们获得监听通话的权限，但他们能否化腐朽为神奇，在茫茫人海中找出恐怖分子，防止另一次“9．11”的发生，仍然不得而知。
    　毫无疑问，“9．11”发生之后里数周里，布什还是能够准确把握民众心理的。如果在那个时候，布什就将赋予国安局监控国内通话权力的法案递交国会山的话，议员们很可能就会举手通过。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相反地，他选择了暗箱操作。虽然国安局的首脑曾经秘密向国会报告窃听计划，但是现在部分议员表示当时并没有弄清楚这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他们知道的只是计划的一部分，又或者他们压根不想听。
    　无论如何，窃听计划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东窗事发了。去年12月，《纽约时报》披露了国安局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窃听数以千计的美国国民与国外的通话。随后，５月１１日，《今日美国》又爆出国安局已经收集了数十亿国内通话记录的庞大数据——不是通话内容，而是何时打给何号码及通话时间长短等记录。有了号码，通过互联网查出号码所有人的姓名和地址简直易如反掌。对于布什来说，这些消息无疑是雪上加霜。根据《新闻周刊》的调查，布什的民众支持率目前已经跌至35%的新低。这起愈酿愈大的丑闻，很可能会将政府和电话公司都卷入深不见底的漩涡。
 
入侵网络
   　政府官员总是强调任何的窃听或者“资料收集”的目标仅仅是“基地”组织。据一名资深政府官员透露，国安局已经通过收集到的信息辨认嫌疑人，并挫败了一些恐怖活动。但他不愿指明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如果窃听计划可以阻止另一次“9．11”，那么些许的牺牲是值得的。”他说。但是另一名政府官员则对此表示怀疑——窃听计划的成果真有那么大，以至值得牺牲国民的隐私吗？许多美国国民都在担心，窃听计划是否还在以某种他们不知道的方式进行着。有迹象显示，政府可能在互联网上也在进行着类似的活动。
    　在旧金山，一个名为“电子边界基金”的组织已经对此提出了起诉。证人是马克，一名在AT&T工作了22年的工程师。他声称亲眼见到AT&T位于旧金山的总部在2003年年初的时候为国安局构建一所“秘室”。今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马克发现了“秘室”里的电缆被接入大量的互联网服务器中。同时，他发现西海岸的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举动。由此他得出结论，国安局已经对互联网上流通的信息建立起“真空吸尘式监控”。对此，AT&T声称自己一直奉公守法，并以维护客户的隐私为己任。联邦政府则几乎保持沉默，除了去年12月，司法部长在一次讲话中暗示窃听计划的“许多操作性层面”“仍未被公开”。《今日美国》的报道出炉后，布什表示，“我们并没有干涉普通民众的私人生活”。
    　孰真孰假，相信在海登正式接手麻烦丛生的中情局之后便会有分晓。海登在“9．11”发生前后担任国安局首脑，那正是国安局扩张权限的时期。“我对他的诚信表示强烈质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威登表示。他指出，海登曾经公开表示国安局监控的只是国际电话，但却从来没有提过还有一个国内通话数据库的存在。
　　支持海登的共和党人试图用一些早期的调查来反驳威登的观点。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支持扩大电子监控范围以抓捕恐怖分子，甚至不惜牺牲隐私。（但是稍后的调查显示出５３％的民众表示国安局的数据收集“走得太远以致侵犯隐私”，只有４１％的民众认为窃听计划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必要工具。”）
　　大部分法学专家都同意，政府可以在不违反宪法关于“不合理地搜索和获取”条例基础上收集大量通话记录的数据。 然而，那些与国安局合作的电话公司，如AT&T，将会被告上法庭。因为消费者认为它们违反了联邦通讯法律。这些电话公司都声称自己是遵守法律的，但是有人注意到在这期间它们因为合作而受到了“嘉奖”。

预言成真
　　美国人对窃听行为并不陌生。１９２９年，国务卿亨利停止了一项密码破解计划，理由是“绅士不会偷窥他人信件”。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鉴于敌人屡屡使用这种肮脏的手段，二战及冷战时期，联邦政府决定以牙还牙——对国内外通讯进行监听。
　　华盛顿将情报机构织成一张大网，并赋予它们不同的名称和职能，如众所周知的中情局（ＣＩＡ）和联邦调查局（ＦＢＩ）。起初，出于保护自身政治前途的考虑，政策制定者不想知道太多关于这些“幽灵”的细节，总统则持一种似是而非的模糊态度。所以一旦发生什么意外，比如说间谍活动被发现了，总统和官员们可以“不知情”或者“不了解情况”的借口蒙混过关。而间谍人员则要自己承担责任。
　　当然，这种官员置身事外，而让情报人员一力承担责任的做法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在上世纪７０年代的“水门事件”中，情报官员们纷纷将矛头指向了政府，指责他们推诿责任。最终一批新法令得以通过，包括１９７８年的外国情报监控法案。法案要求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在进行窃听行动之前必须先从秘密法庭获取许可证。从那以后，政府再也不能以“不知情”推卸责任了。
　　国安局是被禁止在国内进行间谍活动的。在１９７５年的一个听证会上，负责调查情报滥用的委员会的主席法兰克发表的讲话，简直就是对今天发生一切的预言。他指出，国安局是最令人担忧的。这个秘密机构的权力太大了，如果有一天这种力量被用来对付美国人自己，那么民众将无处藏身。
　　国安局的能力的确是大得惊人。据一名资深情报官员介绍，国安局那台超级计算机散发出来的热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官员们要考虑是不是用冰雪将其包裹起来，以躲避外国间谍的窥探。

力不从心
　　但是最近有越来越多议论，称国安局正变得日益“力不从心”。国安局对付“大家伙”是有一手的。如监测到莫斯科向导弹基地西伯利亚传送的微波信号。但是新的敌人显然更加难以捉摸。２００２年海登就曾表示，“我们的对手，已经从一个行动缓慢、技术落后、资源匮乏的国家通讯架构，变成一个‘基地’成员在伊斯坦布尔的商店花１００美金就可以买到通讯仪器、而且不用投入任何研发资金的零散通讯架构”。
　　据了解，国安局的发展仍没有赶上通讯技术的进步。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公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国安局每天获取的６５亿信息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是经过人工审查的，而且许多信息在汇入数据库的时候也丢失了。面对通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国安局疲于奔命。
　　海登最富野心的一个计划之一叫“开拓者”。这个计划的目标是使国安局收集到的浩如瀚海的信息变得有用起来。通过更加有效地定位和重新获取信息，“开拓者”可以帮助国安局找到大量信息中的不同模式，从而锁定恐怖分子。然而这个计划唯一的成果，就是制造了１０亿美元的垃圾软硬件。情报系统的官员对此计划完全不悄一顾。“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一名ＣＩＡ官员称。
　　是哪里出了问题？显然，国安局试图用一种单一的模式解决许多难题，而不是汇集各家所长，针对性的解决某一难题。
　　当然，“资料收集”也不全然是无用功。对信用卡公司来说，这无异是一个福利，因为他们可以将顾客与所购商品对应起来。而联邦调查局也可以用它来追踪那些经常换电话的毒品贩子。但是追踪恐怖分子可能是更高的要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恐怖分子已经学会尽量少用、甚至不用电话。他们选择由人亲自携带光盘，在拉登和扎卡维之间传递信息。一些恐怖分子则学会在网页上留下隐蔽信息。由于这一过程没有涉及到电子通讯——既无电子邮件也无通话——国安局眼前依然是漆黑一片。
　　如果进一步提高资料收集的效率，“9．11”也许是可以避免的。“9．11”发生的前一天，国安局截获了两条信息，“明天比赛开始”和“明天是发动进攻的时刻”。没有人知道如何处理这些信息，直到“9．11”发生之后。但是CIA和FBI的电脑里有其中两名劫机者的资料，因为他们跟早些时候一起“基地”阴谋有关。“如果我们当时综合参考这两个人的信用卡账户、经常搭乘航班的记录和两人都曾拨打过的电话号码，资料收集工作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在同一天搭乘４个航班的其他１７名恐怖分子。”一名情报官员透露。

内部不和
　　那么，在“9．11”发生４年半后，国安局是否已经更好地装备了自己，并可以将类似“9．11”之前截取到的零碎信息整合成有用信息呢？对此，美国政府高层内部存在着疑问。一些政府官员被窃听计划困扰的主要原因，并非其合法性，而是其有效性。民众的隐私时刻都有可能被窥探，但窃听计划却一无所成，甚至可能将无辜的人卷入调查的漩涡——如采访过拉登的一名记者就曾因被怀疑是恐怖分子而受到调查。民众需要看到实在的回报，需要看到这个计划的确能抓获恐怖分子。
　　到目前为止，政府能够提供的最好抓捕范例是一名叫法里斯的货车司机。他原本打算破坏布鲁克林大桥。不幸的是，法里斯是由一名被捕的“基地”组织首领指认的，跟国安局没有任何联系。
　　政府内部关于应该给国安局发放多少牌照的争论也是如火如荼。２００４年春天，高级司法部门的律师提出反对未经许可的窃听行动。窃听计划由此中断了数月之久，直至新的隐私保护法例出台。所以目前不知道国安局的资料收集计划是暂停实施还是在某些方面作了改变。
　　在“基地”组织成员或其他恐怖分子发动袭击之前抓捕他们，的确需要一定的间谍手段。当想起CIA和FBI只差一步便可以粉碎“9．11”恐怖袭击时，人们不禁扼腕叹息。１９９８年，“基地”组织袭击了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使馆。当地警方抓获了一名自杀袭击未遂的恐怖分子。警方将这名反叛者移交美国情报机关，并从其口中套出了恐怖分子在也门藏身处的电话。２００２年１月，美国情报人员混入了“基地”组织在吉隆坡的恐怖峰会。“9．11”事件其中两名劫机者当时出席了那次峰会。但是不知何故，CIA没有及时将这两个人的资料移交给FBI，从而错失了在“9．11”之前将他们抓获的良机。
　　这是人为的失误，但是同时也是深植国家安全部门的一种保密文化所致。众所周知，CIA和FBI一直是勾心斗角，更谈不上共享机密了。一名资深政府官员表示，过多地强调保密，不仅无益于国家安全，反而会对其造成损害。信息如果过于封锁，就会滋生各种未经核实的假设和传言。
　　就如二战的一句老谚语所说，“大嘴巴弄沉一条船”。但是“9．11”过后，由于拒绝在合理限度内对新的法例进行讨论，布什政府在隐私与安全的交易上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真正获取有效的反恐信息，是安抚民众的唯一办法。

相关链接
NSA=国家安全局,电子通信情报
CIA=中央情报局,对外情报
FBI=联邦调查局,反情报和反恐怖
DIA=国防情报局,外军情报
NGA=国家地理情报局,军用地图情报
NRO=国家侦察局,间谍卫星情报
ONDI=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情报机构协调
G2=陆军参谋部二部(情报)
ONI=海军情报局
A2=助理空军参谋长(情报)
BIR=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外交情报

　　4月28日，韩国现代汽车集团会长（总裁）郑梦九因涉嫌挪用公款被韩国警方正式逮捕。这一消息尽管在事先已有传闻，但当真的发生时还是在韩国上下产生了相当大的震动。但是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政商勾结的“黑金政治”，在韩国久已有之。

“现代门”之来龙去脉

    　3月26日，韩国当地时间上午7时30分左右，首尔瑞草区良才洞231号——现代汽车集团总部，几个不速之客行色匆匆走过晨光下的“思想者”雕塑，直奔大楼的企划本部，毫不费力地找到藏在墙面后的秘密金库，扣押部分资料，并带走了秘密文件。
　　与此同时，首尔龙山区元晓路格路维斯公司的办公室也来了几个不速之客，逮捕了这家公司的主管和一名高级财务人员。
　　据称，原因是这家公司通过一名“中间人”向政府官员提供“黑金”，为现代汽车在并购起亚汽车一事上放行，并且为现代汽车集团在子公司债务处理及其相关建筑申请方面提供方便。“中间人”金宰录的名字一夜之间响彻汉江内外。

“中间人”浮出水面
　　这个名为金宰录的“中间人”，正是开启“现代门”的关键所在。
　　现年46岁的金宰录，在得意时曾为金大中时期政府咨询顾问，与金大中私交甚笃，且与前财政经济部副部长李珲砦也交往甚密。之后，他供职于国际知名的安达信咨询公司。
　　2003年，安达信咨询公司卷入美国投资基金孤星收购韩国汇兑银行事件。金也卷入其中，且成为其中的重要角色。
　　这一次，在被逮捕时，金宰录是一家名为“全球投资我们”的金融投资机构的名誉领导者。据韩国媒体报道，对金的指控还包括：帮助韩国当地一家公司从某商业银行申请250亿韩元贷款，用于这家零售企业在京畿道富川市建设一个商业购物中心。事情成功后，金从中牟取20亿韩元的贿赂资金。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金还与现代汽车有更深层次的联系。
　　据悉，他还游说首尔市和韩国交通建设部官员，“支持”现代汽车把研发中心建在首尔南部良才洞，帮助现代汽车低价买进韩国政府既定的商业用地；在现代汽车进入新的建设项目、现代起亚汽车在下属公司的债务处理等事宜上，都曾出现了金宰录的身影。
　　韩国当地观察人士分析，检控部门真正逮捕金宰录的原因，可能主要是因他在现代并购起亚汽车中，发挥了一些作用，并收受超过10亿韩元的“好处费”。
　　作为一位在韩国政府、经济、金融等部门八面玲珑的人物，金宰录有广泛的人脉，他的被捕刺激了很多人敏感的神经。这在韩国政界也掀起了轩然大波。
　　各大政党公开发表言论，发誓要与金宰录“划清界限”。
　　3月27日，韩国最大反对党大国家党决定调查“金宰录丑闻”。与大国家党进攻性角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执政党开放国民党和少数派民主党正在互相抱怨。两党都否认其党员和入狱的“游说者”金宰录之间有任何联系。
　　尽管有两党的公开表态，但事情并没有如他们的表态一样简单。韩国有媒体报道称，为达到游说目的，金曾提供给开放国民党党员和政府官员的子女一些工作机会，并以此达到获取商业利益的目的。
　　随即，黑幕被打开。

矛头直指现代汽车
　　3月27日，韩国检察机关作出对现代汽车下属格路维斯公司CEO李聚恩和其财务人员逮捕的决定。据金宰录的供述，在他接受的大笔贿赂资金中，有相当部分来自现代汽车下属格路维斯公司CEO李聚恩。
　　去年在韩国证券交易市场上市的格路维斯公司，现市值已为2万亿韩元，年收入在900亿韩元左右。它的快速增长，引起检察机构的高度关注。
　　在逮捕李聚恩的前一天，检察机构突袭了现代汽车和格路维斯在首尔的办公室，发现了支票和存款证明，总金额高达80亿韩元。这被认为是黑金账户的一部分。
　　据称，李聚恩可能挪用公司账户，用这笔资金中的10亿韩元贿赂金宰录。作为回报，金宰录用剩余的70亿韩元游说韩国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员，为现代汽车收购起亚汽车开路。
　　经过对格路维斯的深入调查，检察机构还发现，在2002—2005年期间，李聚恩利用与当地某货物运输转包商的虚假合同，将高达22.1亿韩元的资金转入黑金账户；在2003—2006年间，李还伪造了与美国一家卡车公司的合同，将47.7亿韩元转入黑金账户。
　　与此同时，现代汽车的另外两家子公司现代奥途纳特和爱默客也成为检察机关关注的对象。阴霾笼罩着现代汽车总部。尽管郑梦九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与这些子公司的高管之间并无过多关联。但是他的解释并没有获得认可。检察机关将矛头直接指向了现代汽车公司。一系列调查紧锣密鼓地陆续开展。

关系复杂难以理清
　　到4月5日，韩国最高公诉机构办公室已经传讯了５个投资公司的主席，并对涉嫌经营现代汽车集团秘密资金的多家投资公司进行了搜查。
　　4月13日，现代汽车财务部门的副主管李军达被拘；同时，被拘留的还有一位调度部门的官员金生云。关于是否要将这两人逮捕，检控部门还没有最后结论。不过，这两位是首次陷入黑金事件的现代汽车高管。
　　4月14日，前韩国开发银行副总裁被拘留，他被指控在2001-2002年间，接受现代汽车贿赂，帮助清除了现代汽车集团的坏账。同时，被拘留的还有前韩国开发银行资本部的CEO何勋困。
　　依照目前的信息，尚难理清这些人与郑氏父子和现代起亚汽车的直接关系，而这也是韩国检察机构调查最困难的地方。
　　不过，韩国检察机关根据举报信息和从现代汽车搜获的材料，展开大面积调查。他们暗示已有充分证据，证明郑梦九卷入黑金账户的设立。
　　检察机构认为现代汽车集团专门设立贿赂基金，并进行非法的洗钱行为。实际运作中，在投资名义的掩盖下，拿贿赂基金转到海外的子公司，经过多级程序，然后把这些资金流转回国内，为郑氏父子的现代起亚大局服务。
　　有关现代汽车集团海外公司可能创设贿赂基金的调查已经展开。检察机构认为现代集团洗钱可能主要是通过设在东南亚避税天堂的假注册公司，把这些钱转到国内。在此基础上，郑氏父子通过子公司之间的循环融资，可以保证郑氏家族对现代与起亚汽车的控制。
　　有消息人士称，最终的起诉可能是对郑氏策划将现代集团管理控制权通过非法的内部关联交易转给其子。而且，郑梦九几乎已经完成对其子的财富转移。如果非法财产转移被证实，郑氏父子可能会被以违反公平贸易法的罪名被处罚。

政府：
家长制作风迫使企业“进贡”

　　韩国政商勾结的问题可以追溯到朴正熙执政时期。当时，政府的家长制作风迫使企业必须通过“进贡”的方式来获取发展机会。久而久之，出钱向政府“购买”特权，尤其是贷款就成了多数韩国财团的生存和发展之道。
　　郑梦九非法政治献金案只是近年来韩国一系列财团丑闻之一。现代集团本身卷入丑闻也不是第一次。经过多年反腐败运动和政治改革之后，上世纪６０－９０年代军政府统治时期的遗留物——政府和大企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影响着今天的韩国政治经济体系。　
　　１９６１年，韩国还处在朴正熙军政府统治时期，当时的军事领导人认为，企业界的支持对实现韩国经济的现代化至关重要。因此，朴正熙政府开始实施倾向财团的经济政策，如出口补贴、贷款优惠和贷款担保等政策，财团经济很快渗透到从造船到半导体的各行各业，且逐渐发展壮大。
　　不过，当时军政府扶植哪家企业、不扶植哪家企业，往往取决于政府和官员的偏好。据说朴正熙执政时期，经常召开大企业家和银行家的联席会议，朴正熙认为什么项目有发展前途，就会直接当场指定某家银行提供贷款。因此，为了从政客那里获得可靠迅速的信息、从高级官僚那里得到有利的政策和进入重要行业的商业机会，财团只好尽力保持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作为回报，财团向政府和各个政党提供回扣和其他形式的金钱，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献金。
　　１９９５年，当卢泰愚秘密政治资金丑闻被披露时，韩国人感到吃惊的不仅仅是卢泰愚秘密政治资金的规模和收受贿赂的频繁程度，最令人震惊的是，几乎所有韩国著名的大企业都定期向卢泰愚提供政治献金。检察机关随后调查发现，向卢泰愚提供政治献金最多的企业就是现代和三星集团，他们分别向卢泰愚“贡献”了３２７０万美元。
　　由于政府和企业界的密切关系，政府对商业活动的监管存在着有意或者无意的疏漏。尤其是金融政策方面，政府实行了极为宽松的借贷政策，许多大财团持续使用债务杠杆来扩充企业规模，却无视担负的巨额债务和财政赤字。
　　到１９９７年底，３０家财团平均债务资产比率达到了３７９．８％，到２００３年，这一比率有所下降，但是也达到了１７２．２％，这直接导致了韩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到来时不堪一击。

企业：
家族治理催生内部交易

　　韩国财团的普遍模式是一个家族控制着财团的中心公司，为了达到财团经营权子孙相传的目的，这个家族会编织复杂的所有权关系，用较少的资金控制财团的所有公司。
　　本次现代集团丑闻还暴露出韩国企业财团的经营和管理体制漏洞。
　　韩国企业财团多数是家族经营，浓厚的家族意识影响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推进。
　　现代集团主席郑梦久本人就是从他的父亲、现代集团创立者郑周永那里继承了对现代汽车集团的控制权的。郑梦久之子、35岁的郑义宣是去年3月被提拔到起亚汽车首席执行官和总裁的位置上的。检察机构怀疑，郑氏父子近来的一系列内部收购和资金运作，都是为了郑义宣获得继承权而作的准备。
　　这种精心安排的组织体系屡见不鲜。最近，首尔法院传讯了两名三星财团高级管理人员，他们被控“违反信托条例”以协助三星财团主席李健熙的子女低价购买该财团一家下属企业的股票。
　　这样的安排很容易引发企业本身和控制企业的家族之间的利益冲突。韩国政府一直以来对阻止这类的内部交易非常重视，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从法律上加强了公司信息透明化和保护小股东的力度。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关于公司治理的改善就成为韩国的一个重要话题。
　　当前财团体系的主要问题是财团拥有者不愿把所有权与管理权分开；最核心的问题是拥有财团的家族只占有部分股份却想控制整个企业。
　　韩国的财团一般都设立一家中心公司，财团家族对这家中心公司拥有控股权，为了达到企业代代相传的目的，财团家族精心编织着各种下级公司构成的网络，间接控制旗下的各个分支。他们再通过对这些公司复杂的所有权结构，不需要巨额的资本就可以掌控整个财团商业王国，且以此控制和扩展着他们庞大的商业帝国。
　　一名韩国证券界人士不无感慨地说：“只要财团家族的下一代希望继承财团主席的职位，他们总能想出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