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评

哥们，坐下谈谈吧？

　　美国著名战略分析家、曾担任过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尽快与伊朗就伊核问题展开对话，并称现在“核谈”是“荒唐可笑的”。 不过，美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却向媒体透露称，现行的谈判机制要比直接对话更加有效。那么，布什和内贾德有没有可能坐下来谈呢？
　　自１９７９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亲美的巴列维王朝至今，除了里根时代私下进行的人质交易外，美国与伊朗没有进行过任何官方会谈。
　　那么，对于伊朗核问题谈判代表顾问纳哈凡第亚（音译）上个月在华盛顿转悠一事，又该作何解释？
　　按照美国官方的说法，纳哈凡第亚此行跟他们并无任何联系。而他本人也称此行是出于私人业务。但是事情远远不止这么简单。纳哈凡第亚不仅在纽约会晤了伊朗驻联合国大使扎里夫，还与国际危机组织进行了会谈。该组织是一个非盈利性研究机构，由许多国家的前政府高级官员组成，最近提出了解决美伊僵局的妥协之计：承认伊朗提炼少量浓缩铀的权利，但是将铀浓缩计划延迟３年，并将伊朗境内的相关设施置于严密的国际监督下。在午宴上，纳哈凡第亚向该组织的中东主管，前克林顿政府官员罗伯特（音译）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伊朗最高领袖卡梅尼希望与华盛顿的合作由伊拉克问题扩展至其他领域。理论上，这意味着将为许多双边事务松绑，包括铀浓缩、贸易及安全问题等。有分析指出，这是纳哈凡第亚在试探口风。
　　而就在上周，伊朗总统内贾德向布什发出了一封长达１８页的信。虽然信件内容主要是对美国政府大加指责，但是这同时也是１９７９年以来双方第一次直接传递信息。虽然美国对此反应冷淡，但是从中不难看出伊朗直接谈判的意愿。
　　而对于布什政府来说，虽然目前依然采取“外交外包”政策，即将与伊朗的外交事宜交给英法德去处理，但是随着僵局的持续及五角大楼对军事冲突的担忧，难保美国的强硬立场不会发生动摇。美国主要谈判代表，副国务卿伯恩斯已经向同僚暗示，他正在等待一个对美国最为有利的时机，据一名不愿透露的欧洲特使透露，“尽管近几个月来美国的回应总是‘不可能进行直接谈判’，但是现在这一回应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斩钉截铁了”。
　　伊拉克战争已经让美国尝到了一意孤行的苦头，所以布什在伊朗问题上必须避免与其盟友愈走愈远。德国外长施坦麦尔已经发出了不满的声音，称只有美国自己才能解开伊朗核问题的僵局。对此，美国政府必须尽力抚慰。
　　来之军方的压力也使布什不再那么理直气壮。据悉，五角大楼已经告诉布什，目前美军士气低落，对空袭伊朗普遍持悲观态度。就连防长拉姆斯菲尔德也显得忧心仲仲。上个星期，当被问及伊拉克战争的情报失误会否影响他对伊朗核问题的判断时，他的回答是：“当然。”军方官员表示，由于伊朗核计划已经大范围扩散，因此他们担心一旦爆发战争，这些相关技术会流向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南部等地，甚至落到恐怖分子手中。
　　专家指出，美伊僵局拖得越久，伊朗就越有可能朝制作核武方面发展。３年前，美国拒绝了伊朗直接谈判的意愿，结果导致伊朗研制出１６４台离心机。如果再等３年，伊朗又会造出什么玩意儿？
　　
　　

内争外压诱发巴内部冲突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巴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由两派支持者之间的械斗，发展到两派领导人之间不加掩饰的互相攻击。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ＣＮＮ）土耳其语频道２４日播出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２３日启程出访土耳其前接受专访的节目。在节目中，阿巴斯公开表示，他有权解散哈马斯主导的现政府，尽管他补充说，短期内他还没有这一想法。
　　阿巴斯还把哈马斯在叙利亚的政治局领导人迈沙阿勒称作“内战贩子”。
　　而在２１日，迈沙阿勒发表了讲话，暗指阿巴斯对哈马斯“耍阴谋”，在有计划地搞垮哈马斯。
　　迈沙阿勒话音刚落，法塔赫主要决策机构革命委员会随即发表声明，指责迈沙阿勒“煽动巴勒斯坦内战”。数千名法塔赫支持者２２日在约旦河西岸各城市和加沙地带举行抗议游行，要求迈沙阿勒道歉。
　　在加沙，法塔赫和哈马斯各自的大学生支持者之间爆发的冲突最终升级为流血事件。
　　２３日，双方虽然同意缓和局势，但一群持枪的法塔赫支持者愤怒地冲击了巴自治政府卫生部，“劫持”了身为哈马斯高级成员的卫生部长巴西姆．纳伊姆，随后哈马斯武装人员在警察的支援下又将部长“抢”回来，双方发生交火，导致至少４人受伤。
　　分析人士指出，巴勒斯坦近日频频发生暴力冲突，是内部矛盾和外部制裁双重作用的结果。
　　从内部矛盾来看。哈马斯今年1月赢得立法委选举并入主巴自治政府后，与以阿巴斯为首的巴民族权力机构逐步形成了两个权力中心。双方政治立场迥异，一个主张武装抵抗，一个坚持和平建国，这种“双头”领导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纷争。而其中又以控制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安全机关为核心。
　　据统计，巴勒斯坦各安全机构总共在编人员超过6万人，几乎全部都是法塔赫的成员。这也是输掉了选举的法塔赫仅剩的一件法宝。
　　于是，哈马斯政府宣誓就职后，阿巴斯随即任命“自己人”什巴克担任内政部总干事，统管内政部下属的３支安全部队。如果内政部内部产生争执，只能提交到阿巴斯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解决。阿巴斯本人还直接掌控着几支安全部队，如总统卫队、边境警察、民防部门和一些情报机构。
　　但是哈马斯并不想受制于阿巴斯。１月２５日赢得巴勒斯坦立法委选举后，哈马斯领导人曾表示，打算吸纳一些武装组织成员加入安全部队。而哈马斯政府内政部长赛亚姆的举措更为直接，他收编武装人员组建一支全新的安全部队分支，意在制衡阿巴斯控制的其他安全部队。　
　　据专家分析，哈马斯此举是想让巴民族权力机构的情报及安全机构都受控于内政部长，并对腐败现象严重的安全机关进行彻底整顿，以此来实现对这些机构的控制，或者至少要让这些机构中有足够多的哈马斯代表，从而打破法塔赫的主导地位。
　　从外因来看，以色列和美国等西方社会的经济制裁，进一步激化了巴内部矛盾、导致人心浮动。以色列、美国以及欧洲等国，以哈马斯拒绝承认以色列、拒绝放弃武装斗争为由，切断对巴经济援助，使哈马斯领导的巴自治政府陷入财政危机。以色列方面取消了每月向巴自治政府移交代收的５０００万美元税款，巴勒斯坦最大的国际援助方欧盟也暂停了对巴勒斯坦的援助。尽管哈马斯多方求助，也只有伊朗明确表示愿意援助巴勒斯坦５０００万美元。哈马斯政府外长扎哈尔说，由于“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当局和阿拉伯捐助国家之间互不信任”，其他援助到位的并不多。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巴武装人员23日冲击卫生部，直接原因就是卫生部日前宣布暂停对出国治病人员的资助。

西奈半岛为何频频挨炸

    　埃及西奈半岛红海宰海卜镇度假胜地２４日连续发生恐怖爆炸，造成重大伤亡。事实上，这已经是该地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第三次在节日期间遭受恐怖袭击。恐怖分子频频在这一地区发动袭击，原因何在？
　　首先从时机上来看。第一，爆炸发生的当天正是埃及民间的闻风节，次日是埃及西奈半岛解放节，许多当地居民和外国游客聚集在那里庆祝节日。对于恐怖分子来说，这正是求之不得的“良机”。第二，袭击发生的前一天，“基地”组织一号人物拉丹发表录音讲话称，普通的西方百姓已经成为其恐怖主义组织的合法袭击目标。此次恐怖袭击，很可能是对拉丹最新声明的“呼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埃及反恐专家指出，拉丹录像带的出现，可能是恐怖分子开始猖狂活动的信号。
　　其次是地理因素。第一，埃及国内有多个恐怖组织，也是极端伊斯兰思想的发源地之一，恐怖组织与“基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恐怖思想”深植脑底，在那里发动袭击，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最近也有报道称，“基地”正试图在与埃及相邻的加沙地带建立一个根据地，以便渗透进以色列实施袭击；第二，宰海卜是埃及西奈半岛红海沿岸一个旅游城市，以色列公民无需签证便可进入西奈半岛旅游，因而也是以色列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据报道，２４日爆炸发生时，大约有２万名以色列人在西奈半岛度假。在那里发动袭击，可能会给以色列人造成重大伤亡。
    　再者是政治因素。一方面，１９７９年，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个与以色列媾和的国家。但自从２００１年巴勒斯坦人发动起义以来，埃以关系就进入了冷淡状态。此次针对以色列人的袭击事件又在埃及境内发生，势必会令以方感到不满，从而给以埃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另一方面，埃及政府最近刚刚通知美国等国家，在其反恐行动中，成功地捣毁了位于西奈半岛中部贾巴尔希拉尔的一个“基地”据点。因此，恐怖分子可能是在向埃及当局炫耀自己的力量，表明他们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发动恐怖袭击，特别是在开罗官方较为重视的特殊日期。对埃及而言，旅游是其国内非常重要的经济来源，针对旅游城市的爆炸，可以打击当地的旅游业，是对政府的一种报复。

德维尔潘为何还不辞职？

    在遭遇新劳工法胎死腹中的挫折后，德维尔潘为何还不辞职？
    就业改革的失败，基本上已经宣布了德维尔潘下一年竞选总统希望的破灭。如果他此时宣布辞职，也许还可以赢得为坚持原则而牺牲的美名。然而，作为一名自视甚高的政治家，在遭遇近代法国历史上少有的羞辱后，居然还留在自己的位置上，这不由得让人怀疑，他是不是还有什么未完之愿？
　　第一种可能，德维尔潘很可能是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理，打算利用最后的力量给总统之位的主要竞争者致命一击。有关专家指出，德维尔潘可能会集结起大量有改革意识的保守派，这些人都支持他的新劳工法，并且对内务部长萨尔科齐的墙头草作风颇为不齿。“这个团队也许无法在大选中让德维尔潘入主爱丽舍宫，但是却很可能让萨尔科齐也得不到这个位置。”一名为德维尔潘写过传记的作家说。“不要低估仇恨的能量，他们有能力帮助左翼党派打败萨尔科齐”。而且，如果左翼党派赢得了大选，那么５３岁的德维尔潘还有机会争取２０１２年的总统大选。如果是萨尔科齐上台，那么德维尔潘的总统梦就算是彻底终结了。
　　第二种可能，就如某些“圈内人”所说，德维尔潘目前可能承受着来自以总统希拉克为首的保守派的压力。他必须留在位子上，并且挑选出一名继承人。当然，德维尔潘的位子现在是个烫手山芋。此时接手他工作的人，就必须承受公众长达一年的敌意，直至下一年的总统大选之前。所以，德维尔潘现在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找出继任者。
　　第三种可能，德维尔潘也许是在等待一个机会。一场来自外部的危机也许会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同时给他以表现领导能力的机会。只要他处理得当，引领民众走出危机，就可能扭转目前的逆境。一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至于是天灾人祸还是风平浪静，就看德维尔潘的造化了，尽管这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之上的想法是颇为龌龊的。
　　第四种可能，我们可以单纯地认为，德维尔潘只是本着对民众负责的态度，尽自己的本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毕竟，一日不下台，他就依然是法国的总理。正如他所说的，在这届政府里，还有一项他必须继续去完成的工作。“总统委托给我一项任务——领导降低失业率之战，并对国人的忧虑作出回应。” 

CPE死亡：欧洲福利制度之痛

　　面对学生及工会数月来的抗议浪潮，４月１０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宣布决定用“帮助困难青年就业机制”取代《首次雇佣合约》（CPE）。有工会及学生表示，这意味着CPE的“死亡”。不堪重负的欧洲福利制度，又朝深渊迈进了一步。　

　　制度改革，遭遇抗议，被迫撤销。不仅是法国，欧洲主要的经济实体似乎都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几乎所有的政党都知道改革的必要性，问题是，选民们不喜欢。于是，欧洲政坛便重复上演这样的一幕：政府立法进行经济改革，选民认为他们的权益受到了“侵犯”，便群起而攻之，选出他们“心仪”的政府；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发现这个政府跟以前的政府一样，也喜欢搞些让他们心神不宁的改革，于是又将其推翻。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此间专家分析，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公民之所以如此反对经济改革，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在法意等欧洲国家里，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长久以来的“安全感”——他们退休之后可以领取大笔的养老金——因此反对任何试图改变这一制度的举措。虽然经济学家一再警告这种制度是导致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不断上升的根源，但是许多人还是选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非进行壮士断臂式的改革。

　　其二，这与长期以来政府的动荡有关。政府的频繁更迭使人们产生了不安定感，并直接导致了高储蓄率与低消费率的产生——至少以美英的标准来说是这样的。优厚的福利制度是他们消除这种不安定感的良药。这与美英等一贯保持稳定政局的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意大利，政府“短命”是一种传统。自１９４６年意大利共和国成立以来，先后有60届政府上台执政，平均每届政府的执政时间不足一年。贝卢斯科尼是个例外。自２００１年６月组建联合政府以来，他已经创下了执政时间最长的纪录。

　　在法国，由于希拉克已经执政超过１０年，所以政府的更迭要缓慢许多。但是政府似乎对自己的统治没什么信心。远至１８４８年的法国大革命，近至１９６８年几乎使戴高乐下台的“五月风暴”学生运动，法国的历史充满了暴力更迭政权的例子。

　　由此可见，欧洲的福利制度已经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重负，政府面临进退维谷的窘境。一方面，选民们追求安全感，因而反对改革；一旦政府逆了“民意”，就很有可能被轰下台，造成政权的不断更迭，进一步加剧民众的不安定感；如此一来，人们便愈发地抵触改革，将其视为“万恶之源”。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若不改革，现有福利制度不仅会加大政府支出负担，更会降低其生产效率，到最后完全被拖垮。改，不行；不改，更不行。这种困境，绝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德维拉潘，只是不小心做了出头鸟而已。

美国非法移民路在何方

　　美国各地１００多万名非法移民及其支持者１０日纷纷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国众议院去年底通过的有关驱逐所有非法移民的法案，并呼吁参议院尽快通过新法案使目前在美国的总共约１２００万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
　　非法移民问题在美国国内一直是个棘手难题。据专家分析，建立一个真正的北美共同体，不失为解决这难题的一剂良药。缩小墨西哥与其北美伙伴之间的距离，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效益都是至关重要的。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原本是可以担此重任的。事实上，自从1994年NAFTA生效以来，美加墨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总额已经翻了近3番，使北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域——无论是版图还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但是与此同时各国国民收入的差距也在不断增大：现在美国的人均GDP(43,883美元)是墨西哥(6,937美元)的6倍。
        非法移民问题的恶化也与NAFTA有关。NAFTA鼓励在美墨边境地区投资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却无意中吸引了更多墨西哥中南部地区民众前来淘金。上世纪90年代中期，非法移民数目大约是100万人，但今天已经飙升至600万。 
　　在这方面，也许欧洲可以提供宝贵的经验。上世纪80年代，当欧盟吸收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为成员时，对这些国家投入了大量的援助，目的是缩小它们与德法等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但是援助中有大约5000亿美金没有用到实处。真正有用的投资是用在公路和通信上的，这使新加盟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紧密相连。1986年至2003年间，这些国家的人均GDP由原先欧盟国家的65%升至82%。西班牙将其收到的1.2亿美元援助用于修筑公路，促进了商业和旅游的发展，并停止向欧盟其他国家输出移民。而爱尔兰目前已经成为欧盟人均收入第二高的国家，并且实现了历史上首次吸收移民，而非输出移民。

　　虽然北美不是欧洲，但是同样可以借鉴欧洲的经验，并结合本身特点加以改造。美加墨的领导人必须清晰地阐明一个观点，即3国中任何一个国家的不稳定或不景气都会影响其余两国。同样道理，邻国的价值提升了，自身也会受益。
    　要将这一观点融入到实际中，促进墨西哥的发展，需要具备3方面的要素：领导层的决心、资金投入和制度完善，这些都是近年来所缺乏的。以运输为例：尽管边界贸易迅猛发展，但是3个国家从来没有考虑过全局性的运输或基础设施建设。有关专家建议，NAFTA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北美投资基金，在10年的时间里投入2000亿美元的资金建设公路和通信，使墨西哥与北美市场联系起来。据估算，这笔投资可以使墨西哥GDP增长的速率翻倍。接下来，墨西哥就很有可能像西班牙一样，停止输出移民，甚至吸引在外的移民回国。
　　前景看似一片光明，但是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移民问题不会在一夜之间解决。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开始。只有当墨西哥经济踏上正常轨道后，以后的发展才会顺理成章。

如此声明怎能镇住伊朗？

　　3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有关伊朗核计划的主席声明，声明明确要求伊朗在30天内停止全部同铀浓缩有关的活动。
　　 法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在声明获得通过后表示，通过这项声明，安理会已经向伊朗清楚地表达了国际社会对伊朗核计划的担忧。
　　然而，除了担忧，还能有进一步行动吗？如果伊朗说，我就是不合作，国际社会能拿它怎么样？
　　果不其然，３月３０日，伊朗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苏丹尼耶对该声明发表回应说，伊朗核计划已经不可能停止。伊朗军方也在２９日宣布，将从31日起在波斯湾海域进行为期一周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让部队做好击退“威胁”的准备。这一切都表明，伊朗对声明的态度是：保持一贯以来的强硬姿态。
　　如此强硬，当然得有本钱。伊朗看准了参与和谈的六国并非铁板一块——这使所谓的声明几乎无法发挥任何的强制力。中国和俄罗斯一向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核问题，反对任何形式的制裁。美国虽然整天喊打喊杀，但是目前为止却仅限于口头警告。首先，作为中东第二大产油国，伊朗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高企的国际油价敏感的神经。其次，伊朗的军事力量是有目共睹的，而一旦爆发战争，其国内的反美组织很可能会潜入阿富汗，恶化阿富汗的安全局势。第三，当前伊拉克局势不断恶化，甚至濒临内战的边缘，一旦与伊朗开战美国将腹背受敌。明眼人都看得出，除了华盛顿那一小撮鹰派之外，没有人想赶这趟浑水。
　　至于那些欧洲“盟友”，伊拉克战争就是最好的前车之辙。据德国《明镜周刊》分析，欧洲目前更应该担心的是自身的安危，而不是如何讨好美国和以色列。据报道，伊朗目前装备的“流星３”型导弹已经可以覆盖以色列全境和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更令人担忧的是，英国《卫报》获得的一份情报评估称，伊朗科学家正在采购制造新型弹道导弹所需的零部件，这种新型弹道导弹的射程可以覆盖欧洲主要国家的首都。
　　因此，在伊核问题上，以美国以首的西方国家并无任何强硬资本可言。从目前情况看，伊朗难以接受恢复暂停与铀浓缩有关活动，似乎在寻求保持铀浓缩研究活动前提下的解决方案，所以解决的方法只能是“软硬兼施”，以安抚为主，再加以一定的限制。有关专家建议可以采取以下的解决办法：首先，美国应该将伊朗当作平等的谈判对象，尝试与其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其次，西方国家应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允许伊朗在严格的限制下于其境内实施铀浓缩计划。
　　总之，联合国关于伊核战争的主席声明貌似是六国达成一致意见后发出了同一个声音，但是这个声音未免也太过苍白无力。接下来的20多天时间里，局势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法国学生骚乱背后的政治角力

　　法国反对“首次雇用合同”法案（CPE）的示威持续升温，据称23日全法共有44万人示威。警方称，全法国有420人被逮捕。在巴黎的示威暴力有更为激烈、更为频密的趋势，有些闹事青年放火烧车、劫掠商店。
　　在示威升级的同时，法国总理德维尔潘24日和多名工会领袖会谈，双方都希望打破新雇佣法案造成的僵局，以阻止28日的全国大罢工。不过，由于政府事先再次重申，新的就业法律必须实施，使会谈的气氛和基础受到破坏，所以，没有人看好会谈会有成果。
　　德维尔潘为何要如此执着于推行新劳工法？一场以和平游行开始的学生运动，为何会有愈演愈烈之势？

    　答案是，此次游行所牵涉的已经不仅是法例改革本身。党派与工会的介入，使这一由大学生引发的运动掺入了政治因素。与此次游行相关的政治活动，均可以被解读为下一年总统大选的热身运动。
　　一直以来，法国都以欧洲主要力量的身份为荣，甚至敢于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叫板。然而自从去年５月的欧盟宪法公投和随后的移民骚乱之后，举国上下都对自身的地位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转变的时间短得令人难以置信。原本一拖再拖的福利及就业等改革议题一时之间变得迫在眉睫，而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也变得凝重起来。
　　正因为如此，１０个月前德维尔潘上任伊始便将解决失业率列为其工作的重中之重。改善就业状况是其加分的重要筹码，也是其取胜目前风头正盛的内务部长萨尔科齐的唯一机会。但是他没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苦心经营的新政竟引发如此大规模的抗议，这无疑给其政治前途蒙上了阴影。
　　打铁要趁热，法国执政党保卫共和联盟的死对头、议会主要反对党社会党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他们煽风点火，利用学生对政府的不满向希拉克和德维尔潘频频施压。由于左翼社会党在普通劳动者和工会中占据绝对优势，在它的发动下，法国总工会向德维尔潘发出了最后通牒——如不收回新劳工法案，那么就将发动全国规模的大罢工。这给德维尔潘乃至希拉克出了道莫大的难题。虽然全国大罢工不一定轻易能够发起，但最新的民意测验表明，60%的法国民众赞成新法案应当收回，69%的民众认为学生的反抗合理。
　　此间专家认为，由于学生运动政治化，加上内政部长萨尔科齐目前的骑墙态度以及政治本身的不确定性，不排除德维尔潘成为改革牺牲品的可能性。德维尔潘确实处在上台10个月来的最困难境地，甚至不排除希拉克“丢卒保车”的可能性。按照法国的政治体制，总统拥有在非常时期“根据形势需要采取必要措施”的全权，如果抗议活动演变为全国规模的大罢工，进而引发社会动荡，那么希拉克有可能舍弃自己的得意门生德维尔潘。因为执政党除德维尔潘外还有萨尔科齐，不缺少明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　罗彦军

法国或动用军队镇压骚乱?

骚乱已经从巴黎城郊向法国其他城市蔓延，这迫使政府不得不启用尘封已久的宵禁令。这场由反叛的少年移民引起的骚乱，是上世纪60年代学生暴动以来当局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人们的观念中，欧盟应该是最为稳定的联盟。而作为欧盟最大成员国之一的法国，骚乱的爆发显然是十分难堪的事。当骚乱持续了近两周，而且还可能进一步恶化的时候，局势由难堪变得令人担忧了。11月6日，也就是骚乱爆发的第11天，虽然政府承诺会将其扑灭，但是暴力行径依然进一步激化，并扩散到新的区域。7日，就在总理德维尔潘表达处理参加骚乱者的“决心”的几小时后，许多城镇的大街小巷再一次烈火冲天。至此，骚乱已经演变成全国性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10月27日，法国巴黎北郊克利希苏布瓦镇的两名北非裔男孩在躲避警察时不幸触电身亡,该市数百名青少年因此走上街头抗议,焚烧汽车和垃圾桶,打砸店铺和政府机关,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骚乱由此爆发。

在随后的一周里，巴黎及周围的非洲和阿拉伯社区骚乱不断。周末，政府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骚乱蔓延到其他城镇。据国家警察部长Michel Gaudin介绍，在1,408辆周日晚被焚烧的车辆中，982辆属于巴黎以外的区域。南部城市图卢兹与尼斯、北部城市里尔与雷恩、东部城市第戎与南部港口城市马赛都出现了骚乱。在东北部城市斯托拉夫斯堡，同时也是欧洲议会所在地，参与骚乱者将汽油弹扔进一所小学。

据内政部介绍，周一晚，又有1,173辆车被烧，330名参与骚乱者被逮捕，使骚乱爆发以来被拘留人数达到1,200名左右。与周日晚相比，针对警察的攻击减少了。周一晚只有4名警察受伤，而周日晚有36人。同时还出现了首宗致死案例：一名上周五被攻击的61岁老人于周一去世。

骚乱已经开始引起邻国的不安。周一，一些国家发出旅游警告，呼吁其国民不要到法国旅游。同时有关人士还担心暴力行径会传到欧盟其他国家的贫穷移民社区里。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已经出现了数起焚车事件。

政府似乎不知如何应对此类的暴力行径。内阁部长们上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敏感的城市区域”问题，但是这并不能给公众带来任何保障，或者阻止骚乱的蔓延。同时，总统希拉克被指责对此事保持沉默。周日，他最终召集高层安全官员开会，并发表强硬演说，誓言扫平骚乱，恢复公共秩序。“共和国绝对比那些妄图撒播暴力和恐惧的滋事之徒强大，”他说。“法律将最终解决一切。”但是在承诺将肇事分子绳之以法的同时，希拉克表示“对所有人的尊重，公正和公平的机会”是终止骚乱所必需的。

议会反对派社会党（Socialist Party）的主席Jean-Marc Ayrault，在Le  Figaro日报中写到，“至少我们可以说政府的反应是混乱和软弱的。”其他人则幸灾乐祸地回想起希拉克1995年赢得总统选举之后关于结束法国“社会分裂”的承诺。

但是许多被卷入骚乱的人并没有把矛头指向总统，而是内政部长萨尔科齐。他们指责他激化了原本已经紧张的局势。萨尔科齐主张对城市暴力采取“零容忍”的方法，而且在骚乱爆发之前就因为称贫穷地区的滋事者为“渣滓”而激怒了很多人。但是他依然我行我素，并且很受欢迎：周末在Le Parisien上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他的支持率达57%。尽管如此，此次危机已经使人质疑其是否有继承希拉克总统之位的野心。这可能会给他带来打击。

对总统之位也觊觑已久的总理德维拉潘，则采取了更加老练的方法。他与移民社区的代表商议，并向他们承诺将实施一个“行动计划”以安抚那些贫民的愤怒。周一晚，他公布了旨在制止暴力的新措施。政府将动用1,500名储备警察协助8,000名已经分布在骚乱地区的警力。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有权实施宵禁，这在1954到1962年之后的法国并不常见。巴黎东部的一个城镇周一对未成年人实施宵禁。尽管如此，德维拉潘说现在派遣军队还为时过早，虽然已经有至少一个警察局请求增援。他承诺将通过加速城市复兴和帮助贫穷地区人民的计划缓解社会分裂。内阁已经于周二通过了这些新措施。

法国的穆斯林人口是全欧洲最大的——超过500万——而许多与警察起冲突的青少年就是在法国出生的阿拉伯或非洲裔穆斯林（虽然据报道葡萄牙移民和法国本地人的孩子也参与了骚乱）。为了制止暴力和证明这是非伊斯兰的举动，法国最大的穆斯林组织之一已经发布了法学家裁决，或者说宗教命令，禁止“任何盲目攻击私人或公共财产或危害他人生命的行动。”

法国的失业率高达10%。贫穷的穆斯林人口被局限在恶劣的城郊生活，与此相应的是高出平均水平两倍到三倍的失业率。社会矛盾的爆发其实早已在酝酿中。许多人觉得自己被困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为了解决移民工人的住房浪潮而兴建的楼房中。他们说，政府已经承诺一视同仁，但是却做不到。萨尔科齐的强硬政策则进一步激化了他们的不平。

文化和宗教政策可能也是因素之一。法国的整合模式与其他国家所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不同，特别是英国。在法国，人们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模式，但是政府不会给予支持。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没有帮助少数族群走出他们社区的计划。国家坚定地将政府与宗教分开，而希拉克已经禁止在国立学校里佩戴穆斯林头巾。自从911恐怖袭击以来，许多穆斯林人都感觉似乎被打上了恐怖分子的烙印。而法国对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加入欧盟不断增强的抵触，更令他们的自尊受挫。

山姆大叔拜访邻居

第四届美洲峰会近日在阿根廷召开。虽然拉丁美洲与美国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好了，但是再差也比不上委内瑞拉的查韦斯。

11月4日，来自34个美洲国家的首脑们在阿根廷的旅游胜地马德普拉塔会面。他们中的两个将主宰会议进程：布什和查韦斯。那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最聪明或者最富有的领导人，而是由于他们代表着尖锐的关于西半球的争论。

1994年，在迈阿密举行的第一届美洲峰会上，该区域所有政府达成了民主和自由贸易的共识。但是在2001年的第三届峰会上，这一共识就开始出现争论了。而在第四届，也就是本届峰会上，已经没有所谓的共识可言了。布什上周承认，原本设想今年实现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已经停止。

对民主制度一直暧昧不清的查韦斯，目前正忙于兜售其“玻利瓦尔抉择”贸易协定。该协定主要包括廉价石油供给和反对贫穷的声明。迄今为止只有古巴的卡斯特罗认可，虽然他已经由于独裁统治而被驱逐出峰会。但是查韦斯的民粹民族主义在一些安第斯国家里却大有市场。那里民主基础薄弱，社会不公比比皆是。他打算在美洲峰会之外另起炉灶，以另一种形式的峰会表示对布什的反对。

拉丁美洲正处于反美的状态中。他们反对伊拉克战争，并且抗拒自由市场改革，因为他们认为背后是美国在操纵。华盛顿智囊团成员Peter Hakim说，目前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正处于冷战以来的最低点。

有鉴于此，最近美国对其邻国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国务卿赖斯和副国务卿佐立克已经访问过该地区，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更是已经二次到访。而被广泛认为仇视古巴的理论家，美国国务院负责拉美事务的副国务卿罗杰·诺列加则被职业外交家Thomas Shannon代替。在Hakim看来，Shannon知道“对于这一区域来说什么是重要的”。美国和古巴之间甚至还有一丝的“礼善往来”。卡斯特罗最近接受了美国的援助，3名官员将被派往古巴评估飓风造成的损害——虽然上周这一援助由于古巴领导人反悔而撤销了。

然而，这些姿态似乎都没有太大实质性意义。7月份，美国国务院勉强批准一项与中美洲和多米尼哥的自由贸易协议。但是与哥伦比亚和秘鲁的谈判却进展缓慢。

与美国相反，查韦斯可能会发现他与邻国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好。他的盟友，印第安人古柯种植者领导人埃沃·莫拉莱斯，很可能在下个月玻利维亚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与此同时，查韦斯正尽力在各地扩大影响。今年委内瑞拉已经从阿根廷购买了9.5亿美金的债券，同时正在谈判购买阿根廷的核能反应堆和厄瓜多尔债券的事宜。

查韦斯希望可以与阿根廷和巴西形成“新轴心”。委内瑞拉希望能够在12月成为由这些国家领导的南方共同市场贸易组织正式成员。这对查韦斯来说是好事，但是却不利于南方共同市场，因为它原本就已经很难坚持其宗旨了。

当然，即使许多国家乐意接受委内瑞拉的金钱，也不能断言该国的影响就扩大了。阿根廷一面与查韦斯周旋，一面决定让此次峰会以达成某种共识的形式体面结束。阿根廷总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为了在明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变得格外小心，以免与布什起冲突。

为了加强这种趋势，布什打算在回国的途中在巴西停留。他和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并非性情相投之人。达席尔瓦谴责美国对伊侵略，并主张重建一种可以冲淡美国影响的“新地理”。同时，他还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在前巴西驻美大使鲁本斯·巴博萨口中，双方的关系只是“恰当的”。然而在美国看来，巴西这一目前南美最大的国家是一个摇摆的选票。美国一直以来都赞同巴西传统的经济政策。卢拉“在西半球占据了独特的位置”，布什说。

所以此次“工作访问”很可能是一次友善的访问。美国最近在一些对巴西的重大事件上表现出新的灵活性。如在农业贸易的关税上进行实质性的削减。巴西已经接受了联合国的海地维和任务，虽然成果如何尚不得而知，但是这已经让美国感激万分了。一场“战略对话”正在“逐渐开展”，一位资深巴西外交官说。诸如美国棉花补贴之类的刺激因素，正处于控制下。

美国希望巴西可以帮助遏制查韦斯，并协助邻国稳定国内民主。对此，巴西外交官强调，卢拉与玻利维亚的莫拉雷斯有紧密联系。如果委内瑞拉想加入南方市场共同体，坚持民主制度是必要前提。

德国大联盟政府面临破裂

就在德国大联盟政府初具雏形之时，社民党主席明特费林宣布辞职，而基社盟主席斯托伊贝尔也宣布将继续担任巴伐利亚州州长，而不出任经济部长。如果新任总理默克尔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话，明年春季可能将重新举行新一轮大选。

在一片号角声中，德累斯顿著名的圣母大教堂正式重新开放。重建这所毁于1945年盟军轰炸中的巴洛克教堂，已经成为跨越了愈十年的一项复杂任务。虽然可能不会花费那么长时间，但是整合大选后产生的大联盟政府也具有同类的里程碑式意义。

大选后的一段时期，施罗德依然拒绝承认失败，即使他的社民党已经被默克尔的基民盟击败。但是在双方达成内阁成员的交易后，他最终还是妥协了。默克尔宣誓就职的日期定为：11月22日。

但是本周早些时候，两名大联盟政府的关键人物辞职了——至少是部分地。10月31日，社民党主席明特费林出人意料地宣称，由于社民党执委会拒绝他关于社民党二号人物的提名，他将辞去党主席一职。一天后，基社盟主席斯托伊贝尔宣布他将不出任新政府的经济部长，而是继续留任巴伐利亚州州长。但是他们都声称将继续代表各自的谈判小组参加大联盟政府谈判。而明特费林则表示他依然想担任副总理一职。

这些变动都预兆着大联盟政府这座庞然大物有可能倒塌，然后不得不从废墟中重建。这可能意味着另一种形式联盟的出现——如由基民盟（黑），自民党（黄）和绿党组成的“牙买加联盟”——或者甚至明天春季举行新的大选。

就算是圈内人，也会对最近发生的变化感到惊讶。德国已经进入谈判程序。组建大联盟政府的各政党看起来也运作得相当顺利。主要代表们每周都会召开一到两次会议，谈判未来的蓝图。期间，16个工作组还会聚集起来推敲详细的方案。总共有200名左右政治家参与了这一进程。

可以预见的是，本届大联盟政府的确存在着许多漏洞，这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争议性的话题。但是正在形成中的联盟内部圈子——默克尔，施托伊贝尔，明特费林等等——似乎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信任。上周他们还达成了一项350亿欧元的节约议案，以使德国在2007年之前将公共财政赤字降到欧盟的标准限制（国民生产总值3%）之下。 这个星期，各个政党还达成如何改革联邦制度的协议。

然而就像圣母大教堂需要支持圆屋顶的强大支柱一样，一个大联盟政府也需要各个自律政党的支持。换句话说：社民党不能既赞成政府又反对政府。这就是为什么明特费林坚持安置他信任的得力助手Kajo Wasserhvel为社民党秘书长，而不是把这个重要的职位留给左翼社民党的非官方领导人Andrea ahles。Nahles女士认为社民党应该致力于重塑其作为人民党的地位，为下次大选作准备，而不是仅作为政府的附属品。虽然大部分人希望Wasserhvel可以获得这一职位，但是执委会仍以24比13的投票把位置留给了Nahles。投票后不久，明特费林便宣称他将辞去党主席的职务。

明特费林突然的决定几乎使社民党失去控制。许多执委会的成员都表现出明显的震惊；一个人辞职了，就会有更多的人跟着做。Nahles已经表示她无意该职位。直到迅速提名勃兰登堡州州长Matthias Platzeck为党主席候选人后，大家才暂时平静下来。

同时，斯托伊贝尔也宣布他将留在巴伐利亚州——官方原因是他认为明特费林辞职后的社民党不再是一个值得依赖的伙伴。但是大部分人认为这只是一个借口。斯托伊贝尔已经因为未能得到他想要的“超级部门”而大动肝火；在经历了一系列无足轻重的权力游戏后，他已经不把这当一回事了；而关于他在巴伐利亚州的继任问题正使基社盟面临分裂。尘埃落定之后，基社盟议会团体的领袖Michael Glos接过了经济部长一职。

时不予我

就算找到因两大巨头辞职而出现空位的继任者，就算这场动荡过去了，但是大联盟政府的产生仍然会变得更加困难，特别是如果社民党的左翼拒绝妥协的话。现在看来，大联盟政府需要的不仅仅是修补工作——如削减赤字和改革联邦制——而是更深远的改革。尽管如此，乐观主义者还是争辩说，如果社民党开始意识到哪些事对于其在新的大选中是不利的，它将会更愿意与基民/社盟达成一致。

时间的压力越来越大了。下个星期将是关键的一周。各政党已经将11月12日定为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刚好是社民党大会决定是否在大联盟政府协议上签字的时间。但是对于默克尔来说，达成协议也有相当的压力。她已经安排于5日召开会议，讨论基民盟在大选中为何没有表现得与预期一样好。虽然现在这一期限被推迟了，但是他们仍然要回答这一问题。除非她迅速就任总理，否则党内的批评和反对声音马上就会发起进攻。许多人已经开始批评此次失败是她个人的因素了。

基民/社盟已经在不只一方面看到他们与社民党同样面临的战略挑战：他们是想维持人民党的地位，还是推动必须但却痛苦的经济改革，同时失去部分支持？默克尔倾向于后者，虽然她党内的许多更支持前者。如果再举行一次大选，很难保证默克尔还会是反对派的候选人。

. 如果要说这个星期发生的事揭示了什么，也许可以说德国的大党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大的危机。即使是痛苦的，但是组建一个大联盟政府并使其运作起来，将会是德国实现持久恢复的最好机会。否则，更多的选民们只会左右摇摆，不知所措。

小泉新内阁彰显其“拜鬼决心”

小泉重新组阁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他打算在明年九月下台之前完成他的改革方案。但是他对外务大臣的选择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日本的与邻国的关系是否能够回到正常轨道。

由于在九月份的下院选举中大获全胜，小泉组阁的时候非常轻松。小泉已经放出话来，将为那些潜在的继任者们提供机会，并要求内阁部长在改革中互相竞争。他很可能嘉奖那些在邮政私营法案中帮助过他的人，并且指任女性政治家担任重要职位。
 
历史上是否有过拥有如此组阁自由度的首相？

小泉任命前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谢野馨(Kaoru Yosano)出任新的财政服务和经济大臣。这将是架构改革的主要领域。小泉还任命前经济产业大臣竹中平藏(Heizo Takenaka)为总务兼邮政民营化改革大臣，他将负责行政事务的改革。同时，小泉留任谷垣祯一(Sadakazu Tanigaki)为财务大臣。这一切也许都表明了小泉持续改革的决心。

然而小泉对靖国神社一而再的参拜却使日本与中国和韩国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而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近年来也是漂忽不定。小泉任命前总务大臣麻生太郎为外务大臣，他被认为是小泉热门接班人之一。但是麻生本人2003年在韩国引起了义愤。当他还是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的时候，曾经提到日本在殖民时期强迫韩国人使用日本名的政策。他认为韩国人是出于自愿使用日本名的。虽然他稍后为其言论道歉，但是却狡辩说那些话没有表达出他真正的意愿。

在不久前接受一份月刊访问的时候，麻生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是否会参拜靖国神社。他的答复是：“我会一如继往地参拜。无论中国和韩国如何反应，我都不为所动。解决这件事最好的方法是让它自动平息，因为中国人和韩国人最终会明白他们对此是无能为力的。”也许麻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稍微谨慎一点，但是很显然他并不是修补日本外交关系的合适人选。

安倍晋三，前自民党干事长，同时也是小泉接班人的热门人选之一，被任命为内阁官房长官。安倍在上任后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以普通日本人和政治家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以前是这样，以后也是。”

在小泉的上届政府中，外务大臣和内阁官房长官都出于外交考虑避免参拜靖国神社。那么新任这三位会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呢？

另一位首相的潜在候选人前内阁房长官福田康夫（Yasuo Fukuda）并没有进入此次的内阁名单。福田一直致力于推动与中国的关系，甚至批评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所以他的落选肯定会被中国和韩国解读为：小泉没有一丝悔改之意，他将一如继往地拜鬼。

小泉尝试推动内政的改革，但是对于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却置若罔闻。如此的政策将延续一年。我们不得不担心它所造成的伤害到底会有多大。
 

新德里遇袭——印巴和平的阴影

10月29日，印度新德里在30分钟内发生了3起炸弹爆炸，致使超过60人死亡和200人受伤。警方称这次恐怖袭击的主要怀疑目标是印控克什米尔的武装组织。这一暴行威胁着印巴的和平进程。
恐怖袭击的破坏性是无庸质疑的。两颗炸弹在闹市爆炸，当时人们正在为本周二印度最大的节日排灯节采购节日用品。但是事情原本还会更糟糕。在一辆公车上，售票员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包裹，并疏散了乘客。司机将包裹扔出车外，落地时便发生爆炸。所幸无人丧生。

新德里并不是第一次遭受恐怖袭击。最近的一次发生在今年5月份，致使影院里1人死
亡和超过40人受伤。当时正在放映一部被认为侵犯了锡克教徒的电影。凶手相信是一个争取锡克独立的武装组织。大多数情况下，巴基斯坦支持的克什米尔武装组织是最大的怀疑对象。2001年12月，一次针对印度议会的袭击，使这两个核武国家险些兵戎相见。

这一次，警方声称已经调查取得一定的进展。不出所料，克什米尔又一次成为最有可能的袭击来源。一个不为人知的，自称为“革命”的克什米尔武装组织认领了此次袭击。但是警方认为其背后是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拉什卡—泰巴伊斯兰武装组织。该组织理论上已经被禁止，但目前仍然活跃。

自从2001年的议会袭击以来，印巴关系已经被改变。两年半的和平进程并没有为解决核
心纠纷——即克什米尔的主权问题——作多大贡献。但是一系列重建信心的措施已经成功地使战争的机率降到最低。事实已经证明两个国家都欢迎和平。

最近，给印巴双方都造成巨大损失的南亚大地震使政治纠纷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由于
地震造成巴控克什米尔的道路和基础设施被毁，以及喜马拉雅的冬天正步步逼近，人道主义危机已经严重威胁着灾民。地震过后，印巴双方一直在讨论如何穿过划分印巴克什米尔的“控制线”合作救援。就在新德里恐怖袭击后的几小时，两个国家达成了开放5个“控制线”沿线交叉点的协议，以使分离的家庭可以重聚，以及方便救援物资的运送。

两国政府在伊斯兰堡的会面很可能是此次恐怖袭击的导火线之一。也许武装分子急于破坏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也许他们是想证明自己的存在，因为有报道说地震已经破坏了他们在巴控克什米尔的训练基地，使他们元气大伤。又或许他们是想以此表示对周一进行的2000年新德里袭击案审判的抗议。

如果恐怖分子的目的是破坏和平进程，从短期来看，他们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连巴基斯
坦自己都转向谴责此类暴行了。尽管如此，从长远来说，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可能会发现要迅速达成和平目标变得更难了。同时，国内主要反对党印度人民党已经指责由于政府对恐怖主义太过软弱，才导致此次袭击的发生。印度人民党还特别针对巴基斯坦的总统穆沙拉夫，认为他没有给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恐怖分子致命一击。 事实上穆沙拉夫对这些武装组织的打击是不遗余力的，但是恐怖分子总是轻易地以其他名义重新组合。

对于巴基斯坦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和印度的观察家来说，这是很恐怖的事。一些武装组织在震后救援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有时还可以得到巴方军队的支持。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或者他们的同伴——却在制造着这样的袭击。他们应该对新德里惨案负责吗——或者甚至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印度国内民众已经认为他们应该被谴责了——这势必对印度追求和平进程的意愿产生影响，甚至可能破坏和平进程的基础——辛格与穆沙拉夫之间的信任。

伯南克穿得了格老的大鞋子吗？

布什已经提名本·伯南克接任格林斯潘美联储主席一职。他不仅要填充格老的离去留下的空白，而且还要面临许多经济上的挑战。

“我曾经想过，如果有来世的话，我希望化身为总统或者主教……但是现在我想化身为债券市场，因为你可以威胁任何人。”James Carville，克林顿的竞选经理说。如果他再大胆一点的话，他可以想象化身为美联储主席——一个使人们对债券市场如同对上帝般敬畏的人。

18年来，这一令人眩晕的权力一直握在格老的手里。随着卸任期限的临近，人们纷纷议论，谁会是这位令人敬畏的“艺术大师”的下一任接班人。各种猜测的核心是这几个名字：本·伯南克，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Glenn Hubbard，一位哥伦比亚的教授，同时也是伯南克的前任；Martin Feldstein，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因为对保守政策的潜心研究而名声在外；还有 Donald Kohn，现在美联储的一名官员。周一，布什宣布将提名伯南克接任格老，结束了人们的猜测。

没有人会怀疑伯南克面临的任务之艰巨。虽然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使格老的光环稍显黯淡，但是他所保持的纪录依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在任内保持并发展前任主席Paul Volcker的强硬姿态，最终使通货膨胀的阴魂消失。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虽然偶尔被轻微的不景气打断。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多亏了格老对货币供应的有力管理。期间美国还经历了一系列的危机：1987年和 2000年的股票市场破产，1997至98年的储蓄贷款崩溃和亚洲金融危机，千年虫的谎言和911恐怖袭击。

伯南克并没有像格老那样的过硬资本。在进入美联储之前，格老就已经在Ford & Reagon管理机构政策部工作了很长时间。而在2002前被任命为美联储官员之前，伯南克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经济学教授。但是在任职美联储和白宫的短暂时间里，他已经因其货币声明而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他发表的一次富有争议性的演说，至今依然为人所冿冿乐道。伯南克认为美国巨大的国际收支赤字并不是由于过度的挥霍，而是因为大量全球储蓄资本的涌入淹没了美国的债券市场。

诸如此类的争论并没有使伯南克赢得民主党的欢心，因为他们通常都会把财政赤字归罪于布什政府头上。一些伯南克的批评者会毫不犹豫地斥之为共和党的跟班。类似的指责在格老的任期内也周期性地出现过，特别是每当格老发表声明支持布什的减税政策时。所以伯南克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严密地注视。尽管如此，民主党也不会对其提名作过分的阻挠。因为股票市场已经认可伯南克，并以一路上扬的趋势作为其提名的回应。这与格老刚接任时的状况截然不同，因为当时人们认为他只是共和党的应声虫。

如果民主党想要阻止伯南克的提名，那么只会帮了布什的忙。关于美联储的争论会吸引人们的注意，而使他们忽略布什近来尴尬的政治挫折。首先是迈尔斯。布什提名其取代Sandra Day O’Connor为最高法院的法官，但是却碰到了麻烦——甚至连共和党都嘲笑她是布什的亲信和智力低下的人，并强迫政府撤回提名。更令布什头痛的是，涉及中情局泄密案的政府高官随时有可能收到法院的传票。

这也许可以解释布什为何选择提名伯南克。如潮水般涌来的坏消息，使他不得不选择一个看起来安全且牢靠的人作为美联储的接班人。一旦接任格老的职位，伯南克毫无疑问会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低调，以熟悉这份新工作。但是他不大可能会长期保持低调。首先，伯南克不像格老，他已经打定主意为通货膨胀设定一个目标，这将会是美联储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其次，这位新掌门人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虽然指导货币政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令人担忧，但是既然美联储已经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建立了其强硬的资本，那么经济领域里酝酿风暴的预兆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美国的房产泡沫。自从2001年以来，不断上升的房价已经成为支撑消费的关键所在。美国人通过释放出大量的家庭股本，已经愉快地度过了收入低增长的时期。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漏洞百出且不断增长的国际收支平衡赤字，使许多观察家担心美元的突然贬值会引发美国经济的“硬着陆”——并由此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同时，不断上升的油价使上世纪70年代危机的阴魂再一次盘旋在美国上空。当时高油价和低产量的结合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至今令人印象犹深。对于这些问题，谁也无法作出清楚的回答， 所以伯南克不得不在全世界目光的注视下，谨慎行事，一步步地摸索。

黎前总理遇刺案直指叙政府

联合国对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案的调查报告将矛头指向了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政府。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应该认真考虑对巴沙尔应该强硬到哪种程度。

我们经常用寓言向外部的人解释中东。一只蝎子叫青蛙把它驮过河。青蛙害怕蝎子会蛰
死它，所以不敢答应。蝎子向青蛙保证：“如果我这样做了，我们两个都会死在河里。” 青蛙想想答应了，但是没想到蝎子却在河的中央蛰死了青蛙。临死之前，青蛙仍然非常不解。蝎子的答复是：“因为这是中东。”

关于哈里里遇刺的原因，有人指出，如果是叙利亚政府干的话，那未免太明显了，所以这种可能性不大。作为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已经成为数十年以来反对叙利亚占领的旗帜。没有一个政府会这么笨，明目张胆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用货车炸弹谋杀他。尽管如此，黎巴嫩国内外的人们对叙利亚的怀疑仍然与日俱增，最终使叙利亚撤军并结束其对黎巴嫩的占领。

叙利亚一直坚称自己是清白的。但是就像前面的寓言所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中
东的政治就是那么黑暗。这从10月20日递交给联合国安理会的调查报告就可以看出。报告将矛头直指叙利亚政府。最重要的是，它指向了叙利亚军情局局长Asef Shawkat，同时也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 妹夫。

自从叙利亚完全成为巴沙尔家族的后花园之后，人们开始怀疑巴沙尔自己对这一切所知
有多少。上周五，巴沙尔的哥哥Maher的名字在报告提交安理会前的最后关头被删去，这更为阴谋论者提供了证据。报告原本引用一位匿名叙利亚人士的话，称巴沙尔的两名亲戚参与了去年年底在大马士革举行的刺杀哈里里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黎巴嫩和巴叙利亚的官员。修改后的报告提及了这次会议，但是省去了那两名亲戚的名字。

此外，报告暗示亲叙利亚的黎巴嫩总统拉胡德可能也是密谋者之一。但是奇怪的是，报
告完全没有提到10月12日据称自杀身亡的叙利亚前军情局局长Ghazi Kanaan。他的死刚好发生在报告提交前的不久，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可能是被选中的替罪羔羊。

审查结果将破坏两国的稳定，进而对广大中东地区产生影响。叙利亚于上世纪70年代末 进驻黎巴嫩，当时黎正因多方内战而四分五裂。基督教、什叶派穆斯林和逊尼派穆斯林团体交相混战，再加上以黎巴嫩为基地的巴勒斯坦军事组织的介入和以色列的入侵，局势异常复杂。战争最终以厌倦战争的黎巴嫩人承认叙利亚的驻军而结束。

黎巴嫩的恢复，甚至繁荣，相当程度上要多谢哈里里。他通过在沙特经营建筑和其他生
意获取财富，并将他的资金和影响带到黎巴嫩，将其建成一个可供休闲和享受的阿拉伯世界商业和文化中心，重现以前的辉煌。他连任两届总理，但是后来与拉胡德闹翻了，并于2004年辞职，投身到反对叙利亚占领的运动中。他的被杀引起了国内大规模游行及国际的谴责。美国和法国都在联合国安理会施加压力，要求叙利亚撤出黎巴嫩，并解除黎巴嫩境内武装派别的武装。

但是虽然叙利亚已经撤军，但是有人怀疑其仍在黎巴嫩境内安插了大量的间谍。此外，
黎巴嫩的武装派别依然没有解除武装，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伊朗和叙利亚支持的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团,他们与以色列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哈里里被杀后，一些基督教目标遭到了小规模的炸弹攻击，因为基督教派引导了呼吁叙利亚撤离的运动。人们担心有潜在宗派暴力重演的趋势。也许这太过悲观了。但是联合国的报告可能会考虑这些因素。

当然，巴沙尔与拉胡德否认与此案有任何关联。但是联合国报告称拉胡德在爆炸前的几
分钟接到过同谋者的一个电话。报告同时指出巴沙尔的妹夫和第一助手Shawkat在爆炸的前几周强迫一个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在录像中宣称对暗杀负责。此外，报告还说如果没有黎巴嫩内部间谍和士兵的配合，阴谋不可能成功。4位亲叙利亚的黎巴嫩将军已经被逮捕，其中一个据称在实施谋杀之前告诉一个目击者：“ 我们就要送他上路啦——拜拜，哈里里。”

谨慎处理

由于担心报告可能造成不良后果，贝鲁特的街道不同寻常地空无一人。但是政治上的附
带效应已经出现。2位黎巴嫩的议员已经要求拉胡德下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说，报告“提到调查时叙利亚缺乏配合，其实就是妨碍司法公正的外交辞令。”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正在谈论下一步在联合国怎么做。

对叙利亚进行制裁是可能性之一。但是最近美国也在尝试处理与叙利亚之间的微妙关系
，因为它在围捕恐怖分子的行动上给予了美国配合。尽管如此，叙利亚目前仍处于孤立和紧张的状态。美国指责它在两件事上处理不当。一个是由于包庇和支持如哈马斯和杰哈德之类的恐怖组织，破坏了巴以和平进程。另一个是让武装组织越过漫长的伊叙边境，造成伊拉克局势不稳。

如果对叙利亚施加更多的压力，可能会使其政府更加难以预测和协调。但是调查仍会继
续。报告的首席调查员梅利斯将于10月25日对联合国作简述。同时还会申请两个月时间作出最终结论。对嫌犯的检举将会在黎巴嫩法庭进行，或者如哈里里的儿子要求的以某种国际法庭的形式。但是如果叙利亚方面不配合，审判进程会很困难。

这件事会导致叙利亚政局不稳吗？虽然美国的新保守派讨厌叙利亚，而且据传它将是美
国继伊拉克之后的下一个目标，但是废除巴沙尔可能是一个冒险的主张。叙利亚境内的反对派如同一盘散沙。10月16日，各个组织简单地组合在一起，发表声明要求民主改革。但是他们远未能组成一个在巴沙尔下台后可以独掌大权的团体。美国在伊拉克已经疲于奔命，而且知道叙利亚可以导致巴以谈
判的破裂。所以它必须仔细考虑如何对付叙利亚这个烫山芋。

背景资料：
叙利亚在黎巴嫩的驻军问题

1975年3月，黎巴嫩各派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导致内战。1976年，阿盟授权叙利亚 派遣3.5万名军人，以“阿拉伯威慑部队”的名义进驻黎巴嫩。

叙利亚军队进驻黎巴嫩遭到来自多数基督教派的强烈反对，并被视为“占领军”。1989年3月，基督教军队领导人奥恩打着“从叙利亚占领下”解放黎巴嫩的口号同叙利亚军及其支持的穆斯林武装开战。同年10月，黎巴嫩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教派议员在阿拉伯3方委员会主持下，在沙特阿拉伯塔伊夫市达成关于民族和解的塔伊夫协议。协议要求叙利亚军队在两年内从贝鲁特及其周围地区撤到黎东部的贝卡谷地，然后再同黎新政府谈判全部撤军问题。

1991年5月，叙、黎签署《叙黎合作协调兄弟关系条约》，规定叙、黎两国将保持特殊的、兄弟般的国家关系，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进行全面的合作与协调。根据黎总统的请求，叙利亚军队将继续驻扎在贝卡谷地，直至黎巴嫩政府在全国行使国家权力和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同年9月，叙、黎又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作为《叙黎合作协调兄弟关系条约》的补充文件。至此，叙利亚对黎巴嫩安全负有责任和义务就以法律形式得以确立。

2000年5月，以色列完成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但仍然控制着有争议的萨巴阿农场。
黎总统拉胡德表示，只要中东没有实现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只要以色列仍然占领着黎巴嫩领土，叙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全部撤出。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2000年7月执政后，黎国内要求叙军撤离和修正叙黎关系的呼声日益强烈。2001年6月，叙决定将驻扎在黎首都贝鲁特及其周围地区的一部分士兵撤至贝卡谷地，另一部分撤回叙利亚。叙驻黎军队减至2．2万人。2002年4月，叙利亚又将部分军队又从黎中部地区撤到贝卡谷地。

去年9月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559号决议，呼吁包括叙利亚在内的所有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决议通过后，叙利亚分别在9月底及12月中旬对其驻黎部队进行了两次重新部署，并先后将部分军队撤回国内。4月26日，叙利亚驻黎巴嫩军队全部撤出黎领土。

禽流感威胁笼罩欧洲

在证实禽流感已经抵达欧洲之后，欧洲国家正采取紧急措施阻止致命禽流感的传播——禽流感在亚洲已经造成了数百万飞禽和60人的死亡。这一疾病对世界上大规模的家禽业是严重的威胁。同时，经过不断的变异，也会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流感。

10月17日，禽流感杀到欧洲。希腊声称在一个家禽农场里发现一宗确诊病例。同日，罗马尼亚宣布已经完成对受感染区域内所有家禽的屠杀。

尽管罗马尼亚宣称已经没有额外的病例产生，但是邻近的保加利亚依然建立国家危机处理中民，并在发生疫情的罗马尼亚边界地区对农场和湿地进行监视。在河的上游，德国南部地区巴伐利亚下令关闭家禽市场。这时距土耳其发现禽流感病例只有几天时间。候鸟看起来是疾病传播最合理的解释。

欧盟马上禁止从土耳其和罗马尼亚进口家禽。上周五，欧盟国家出台降低疫情爆发危险的措施，包括加强对候鸟所经路线的监管。如果疫情进一步扩散，则会采取措施将高危地区的家禽限制在室内，特别是在那些候鸟聚集的湿地周围。

周二，欧盟的外长和其他官员会面，检查疫情爆发的应对措施。会谈结束后，欧盟卫生委员Markos Kyprianou坚称禽流感入侵欧洲不会影响其变异为人类流感的机率。

在美国，布什政府在经历了卡特里娜事件的批评后，竭力表现得对禽流感高度警觉，并有望立即出台应对疫情的计划。加拿大在本月稍后将会举行卫生部长和官员的峰会，讨论应对疫情的国际协作问题。

此次峰会的首要任务是讨论如何帮助贫穷国家提高他们的兽医服务和疾病监控，因为那里的人民更可能与动物和鸟类有亲密接触。公共卫生官员同时建议设立基金，补偿那些因为不得不屠杀家禽的农民。在那些以家禽为主要食物来源而无法大规模屠杀的国家，可以考虑在受影响地区大量注射疫苗——疫苗由富裕国家提供。

对人类的威胁

禽流感本来已经是够坏的消息了，但是事情却远非这么简单。随着疾病在鸟类中传播范围的扩大，病毒很可能变异为人类流感，或者与现有人类流感结合，形成一种可致百万人丧命的病毒。而据Kyprianou介绍，疫情在贫穷国家爆发的机率要高于欧洲地区，因为欧洲的卫生系统和疾病监控措施是强大的，而贫穷地区则没有这样的条件。

至少目前为止，人类感染禽流感病毒的机率还是比较低的，但是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科学家相信H5N1是转变为人类流感的“最佳候选者”。它变异迅速，有从感染其他动物的病毒中获取基因的倾向，并已经初步显示了夺取人类生命的能力。

每个世纪都会有3到4次的流感爆发，但是却无法预测下一次会在何时何地爆发。最严重的一次是1918年的流感，当时有5千万人丧生。虽然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会爆发如此严重的疫情，但是欧洲委员会仍然敦促欧盟成员国囤积抗病毒药物，世界卫生组织也要求各国制定应对意外事故的计划。周二，瑞士医药公司Roche声称它会考虑给其他公司发放牌照，生产其抗病毒药物Tamiflu，以保证药物供应充足。

就算新型流感的爆发被迅速控制了，依然可能产生剧烈的经济效应。2003年的非典仅感染了约8千人，其中十分之一死亡。据悲观的估计，它造成了近600亿美元的损失，其中最严重的是旅游业。

大规模流感的爆发会使卫生服务经历严峻考验。为了减缓其传播，关闭学校和停止大型聚会将成为考虑的措施。尽管如此，由于感染流感的人们可能看不出一点症状，要设立有效的隔离区基本是不可能的事。

短期来说，有能力提供抗病毒药物的国家要进行囤积，并决定谁（比如说医务工作者）能优先得到这些药物。研制流感疫苗需要很长的时间。周一，欧洲药品机构的主席Thomas Lonngren说疫苗要到下一年的冬天流感季节才能研制成功。

长远来说，也许是5到10年，新疗法、诊断学及流行病学的研究可能会改变这一局面：不排除将研制出可以对付所有流感的“魔弹”疫苗。在那之前，所有国家都要为最坏的情况作准备。

伊拉克，路漫漫其修远

对布什政府来说，虽然伊拉克宪法草案的通过几成定局，但是现在宣告胜利还为时太早。宪法的通过提供了一个通过政治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避免伊拉克陷入血流成河的分裂局面。

美国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都对该结果表示欢迎，但是私下还是有人承认前面的路仍然很难走，特别是在大多数逊尼派选民依然抵制宪法的情况下。就像一位官员说的，每当政府走到悬崖边上，便会拙劣地进行补救，但是结果却是通往另一个悬崖。

公投失败会使美国政府损失惨重，所以近几个星期来官员们都全力以赴，避免这一结局的发生。某些官员指出，通过3天的封锁，暴力事件的发生降到相当低的水平，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但是即便如此，宪法草案依然在两个逊尼派省份被拒绝，而这一地区对于结束武装叛乱和治愈伊拉克的政治创伤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最大的失败，”Juan Cole，一位密歇根的历史学教授和专门研究什叶派伊斯兰的专家说。他认为制定这样一部受到坚定反对的宪法“破坏了其合法性，并注定会使游击战继续下去。”

在伊拉克取得胜利，对实现布什的希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希望可以为一个长久以来被独裁政府统治的地方提供民主的基石。但是最近的民调显示，大部分美国人对伊拉克战争表示厌烦，这也是布什支持率一路走低的关键所在。

现在，白宫的注意力将转向12月的伊拉克选举。选举将选出新的国会，取代现有的过渡政府。美国官员表示，周六的公投表明越来越多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参加选举，这会使他们加入到政治进程中来，并增加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

“公投必然产生的结果是加快政治进程的基础，那些抗拒政治或者支持暴力的人将越来越少。”美国国务卿赖斯说。“越来越多的民众将跟随政治进程，而不是武装叛乱。武装分子在政治会越来越孤立无援，最终在政治上被击败。”

在12月的选举中，每个省都会得到合理的席位，所以就算逊尼派省份投票结果不理想，立法机构中逊尼派阿拉伯人的人数仍将增多。在1月份的过渡政府的选举中，逊尼派获得的席位极少，因为他们集体抵制选举。而库尔德人和什叶派自然大获全胜。

上周达成的最后交易——同意宪法在1年后就可以进行修订，而不是原来所说的8年——这同样是为了鼓励逊尼派阿拉伯人提高参与度，抵制武装叛乱。但是据专家介绍，就算是这样，逊尼派阿拉伯人仍嫌势单力薄。

“最基本的问题是这部宪法没有取得一致意见，”Larry Diamond,斯坦福大学胡佛学院的资深人士，前伊拉克过渡政府顾问说，“这不是一次令人愉快的投票。它只是为了推动进程而进行的实用主义做法。”

但是Diamond相信布什政府，特别是美国大使，已经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并努力使逊尼派加入进程。他说，逊尼派认识到他们抵制1月份的大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他认为政府应该开始密集型非正式的调解，在大选之前缩小各宗派的分岐。

浓浓硝烟中的投票

伊拉克人正准备对国家宪法草案的公投进行投票。人们希望本周通过的最后修改案对增加支持会有所帮助。但是仍有一些逊尼派领导人号召投反对票或者抵制投票。

几乎是整整一年，伊拉克人都被电视广告疲劳轰炸，号召他们参加各种各样的公投和选举。在激昂的民族主义音乐声中，人们被告知，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给他们的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他们应该行使这种公民权利和义务。所以当他们看到一系列风格完全不同的广告时，惊奇也是很正常的。在这些广告中，有的号召他们反对一部将会分裂国家和助长宗派冲突的宪法，“抵抗占领”。有的则抱怨许多伊拉克家庭甚至没有收到过一份宪法草案的文件：人们如何能够对一份从没读过的草案发表意见？

周五，伊拉克城镇的大街小巷基本腾空，许多商铺也关门了，因为当局采取严厉安全措施，防止武装分子破坏投票进程。周五晚间至周日早上，伊拉克的边界被封锁，私人车辆禁止通行。

大部分伊拉克人远没有1月份大选预备阶段时那么热情。当时估计有58%符合资格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即使占总人口20%的大部分逊尼派人士由于抵制或者害怕而没有参与。自从那时起，连续数月的汽车爆炸案表明，政治并不是万能药。更多人觉得他们只是议会中大党的棋子，而对宪法草案的修订没有多大作用。而政府没有将宪法草案的文件派发到全国各地，更让他们心寒。

这部分是因为政客们都在忙于最后的讨论，主要是让为了那些不平的逊尼派人更易接受这份草案。但是逊尼派觉得他们被这份草案欺骗了。在最后达成的协议中，库尔德人获得了极大的自治权，而什叶派收获更多，因为宪法草案不仅被赋予了伊斯兰色彩，而且允许什叶派和逊尼派建立松散区域。逊尼派认为这会使他们的利益进一步受损。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什叶派可能建立一个由9个省份组成的“超级区域”。这一区域与伊朗接壤，预示着伊拉克将最终分裂为3个国家。此外，宪法草案中关于石油收入的分配也存在着模糊的措辞，这可能会使占有石油富产地的什叶派和库尔德人有机可乘。

虽然草案作出了一定的调整，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令人不满的地方。不只是逊尼派，许多什叶派人也怀疑这是美国与库尔德人勾结起来分裂伊拉克的阴谋。而许多库尔德人则因为草案剥夺了他们分离的权利而恼火。

尽管如此，一个最后的改变可能会确保草案的通过，甚至为其争取一些长久以来缺乏的正统性。公投前的4天政府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下一届议会将成立一个委员会，对宪法进行检查和修改，并在6个月后举行另一次公投进行确认。这一最新达成的交易同时也给了逊尼派一个象征性的交待，强调了伊拉克的统一和阿拉伯特性。

逊尼派最大的党派伊拉克伊斯兰党目前支持宪法草案。上周四，另一个主要组织逊尼派宗教基金会也加入到支持的行列中来。虽然他们仍有疑虑，但是“在有缺陷的法律保障下生活总好过骚乱和无政府状态。”其他有影响力的逊尼派团体，如穆斯林学者团体，则仍然号召民众投反对票或者抵制投票。由于意见不一，所以目前看来要形成三分之二的大多数反对是比较困难了。

无论公投结果如何，逊尼派在下届议会中的代表席位将会上升，因为选举制度作了一定的改进，使席位分配更加合理，而预计参加大选的逊尼派团体也会比1月份要多。随着战争的拖延，人们会越发地对自杀式爆炸和其他极端武装暴动感到反感。至少，这是伊拉克的希望。

如果宪法草案获得通过，那么它将铺平通往新型政府的道路。这将是迄今为止中东最为接近联邦制及松散的统治，它将建立权利和价值的公平体系，幸运的话，将为所有伊拉克人带来更好的生活。但是，如果没有通过，12月的议会选举之后就不得不进行新一轮的宪法修订。但就算这一悲观的预测成为现实，议会中增加的逊尼派席位将使宪法的修订被更多人接受。

再次假设宪法草案可以获得通过的话，现在和下一届的议会可以做很多事情使逊尼派安心，并挖空暴动的基础。政府可以给那些萨达姆的复兴党前党员以保证，如果他们手上没有鲜血，他们就不用害怕。可以规定每一个行政区域都不能由超过4个省组成。而关于石油收益分配的条款也应该进一步明确，以免使逊尼派的利益被忽略。

断层的悲剧

从医生到直升机，各种形式的国际援助开始向震后的南亚灾区倾泄。但是巴控克什米尔首都穆扎法拉巴德的灾民依然对政府的缓慢反应感到愤怒。

恐怖的地震及其可能成因的推测，正在重现印度次大陆古老作品的主题。古时候，一位伟大的学者认为这是背驮着世界的大象的叹息，另一位则认为这是海洋生物的运动所致。现代科学解释，这是由于整个次大陆数千万年来一直在逐渐撞击亚洲大陆。印度与欧亚板块的缓慢碰撞使喜马拉雅山奇峰突起，并把西藏高原举上了世界屋脊。次大陆继续以每年5厘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运动，每次移动都会使两大板块交会的边缘产生压力，从而造成灾难性的爆发。

这种破坏性力量在10月8日大规模爆发了。里氏7.6级地震狂撼巴基斯坦，印度，以及双方分占的克什米尔地区。震源接近穆扎法拉巴德，那里大部分建筑都被摧毁或者破坏了。印控克什米尔，印度及巴基斯坦的村庄也被夷为平地。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座10层高的公寓楼毁于一旦，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截至周一晚，已经有20,000人死于地震。但是据地区官员透露，最终人数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如果是这样，那么将比1935年巴基斯坦西部城市基达那场地震更为可怕——35,000人在那场灾难中丧生，是迄今为止南亚最致命的地震。

克什米尔的死亡人数已经令人震惊了，但是情况肯定还会进一步恶化。联合国估计250万人将无家可归。山崩地裂摧毁了许多公路——这使医疗和食物供应难以及时到达。所以应该还会有更多人死于疾病，伤痛或饥饿。甚至那些有瓦遮头的人都不敢安然入睡，生怕还会有强烈余震。巴控克什米尔总理说，那里已经变成人间地狱，而他自己也只能在官邸的地板上支起帐篷办公和休息。

巴基斯坦政府已经恳求其他国家派出直升机；美国第一个响应，派出了8架在阿富汗执行任务的军用直升机。部分在阿富汗执行维和任务的北约德国军队也被遣往救援。周一，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物、医生及其他急需物品蜂拥而至。但是很多却未能送抵目的地。 在穆扎法拉巴德，食物、医物和水都基本用光，灾民们对政府的缓慢反应感到愤怒。

随着救援工作的开展，一些重要的问题肯定会随之而来：该地区的政府部门是否应该对此类的灾难有更好的防范？因为这种灾难之前也发生过。为什么这么多的现代建筑会毁于一旦——包括一些造成大量学生伤亡的学校？难道没有相关的抗震建筑规定吗？又或者这些规定根本没有被遵守？还有，就像人们在新奥尔尔洪水之后议论的那样，这个废墟应该被重建，还是把它永远遗弃，然后把灾民送到其他地方？

地震外交

进一步思考这次救援行动，我们会发现克什米尔处于世界上最危险的政治，同时也是地理断层。自从1947年脱离英国独立并分而治之以来，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打了三次战争；其中的两次就是为了双方都宣称拥有主权的克什米尔。据报道，目前已经发生了几起由于印度军队企图拯救地震灾民而被拉入枪战的事故，原因就是武装分子反对印度对克什米尔的统治。讽刺的是，最近开通的连接巴控和印控克什米尔的“和平之桥”也在地震中被毁坏了，据说现在无法通行。

为了表示友好的姿态，印度已经提出要派遣军队协助巴控克什米尔的救援工作。但是巴基斯坦似乎并不领情。考虑到双方长久以来的敌对状态，这也许并不出奇。巴控克什米尔总理表示欢迎印度援助，他认为这对于尝试性的和平进程有积极意义。但是他同时表示，希望这不是出于政治目的。伊斯兰堡的外长同意接受印度援助，但是只限物资，不要军队。同时也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因为印度也是此次地震的受害者。

考虑到克什米尔的紧张局势——印巴双方目前都拥有核武器，还有地震中丧生的数万人，如果这次悲剧能使双方消除分岐，继续在和平之路上走下去，那不失为一件好事。事实上以前也有这样的先例：1999年，土耳其和希腊同时遭受地震袭击，之后两国互相援助，关系突飞猛进，最终化敌为友。这种“地震外交”，使化解持续多年的僵局突然间有了可能性。

合理利用资源或能解饥饿之苦

在非洲马拉维南部Nsanje的一个医院里，3岁的Mboyi情绪低落，脸朝墙地躺在病床上。他的肚子肿胀，双腿脱皮。他的母亲解释说由于没有雨水，家里今年颗粒无收。像Mboyi这样因营养不良被送到医院的孩子，在他们那个区域已经达到惊人的数字。但是此时距离下次收成还有6个月。

救援机构已经发出警告，希望援助物资可以快点到来，否则这些孩子触目惊心的画面便会再次出现在电视画面上，就像最近在尼日利亚看到的一样。联合国世界粮食组织表示，在下一次收成到来之前，非洲南部约有1200万人需要援助，而目前该组织还有1.5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马拉维和津巴布韦是饥饿状况最为严重的国家，但是莫桑比克，赞比亚，莱索托和斯威士兰也好不到哪里去。这可能是近10年内非洲南部遭遇的最严重的旱灾。原本预计1月份会到来的那场雨并没有准时出现，当时正好是新种植庄稼需要水的时候。而在一些地方，种子和化肥也没有准时运到。日常食物玉米在一些地方几乎绝迹；食物的市场价格则暴涨到无法接受的地步。

虽然今年的问题特别严重，但是其实类似的情况一直在非洲南部重复发生着。农民在小块的土地上耕耘，却无法灌溉。他们的命运与雨水紧密相连。适当的时间加上适当的雨量，是他们最大的期望。糟糕的路况和靠不住的运输抬高了运送食物和种子的成本。在没有合适的市场渠道的情况下，小农户就算有剩余产品，也只能卖给附近的人。玉米对水的依赖性太强，所以收成如何都是看天的脸色。另外，这一地区还是世界上艾滋病发病率最高的地区。

许多农民在收成好的年份里还是入不敷出的，更不用说坏年份了。在斯威士兰和莫桑比克，旱灾已经持续了4年。当庄稼的收成连自己都养不活的时候，农民只能向杀鸡取卵。在马拉维，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不得不砍伐树木并将它卖掉，进而破坏土地植被，使土地变得更加贫瘠，或者竭泽而渔。有些人则冒险到鳄鱼出没的河里搜集水莲作为食物。

糟糕的政府政策有时使情况变得更坏。在津巴布韦，土地的掠夺破坏了农业和灌溉系统。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和外部流通的匮乏，种子和化肥都很难买到，而燃料的缺乏则阻碍了农作物的运输。最近一项“整顿市容”的行动拆除了那些违章建筑，使700,000人无家可归，不得不加入到饥饿大军的行列中。迄今为止政府依然拒绝签署联合国旨在帮助穷困人口的合作项目。

其他国家的政府则没有这么残忍。受影响最大的马拉维有500万人民需要食物援助，接近全国人口一半。7月，总统Bingu wa Mutharika呼吁同胞捐款给“温饱国家”基金。目前为止，已经募捐到了565,000美元。8月份，联合国向国际社会募捐8,800万美元。同时，世界银行将援助3,000万美元。

合理利用这一地区的资源可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后使饥饿状况得到平衡。在马拉维南部，洪水经常泛滥，河道治理也很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Nchalo的绿洲里，大蔗糖种植场里的洒水车不停喷洒着水。附近Chitsukwa的灌溉配置虽然规模小了点，但是并不阻碍它发挥效用。只需20,000美元就能为沟渠和水泵提供足够的水量，灌溉18公顷的土地，养活176个农户。妇女背着小孩，沿着运河抽水灌溉农田：玉米一片生机勃勃。随着知识的丰富，农民现在的目标是一年三收，而不是之前的一年一收。但是就在几公里远的地方，土地依然干旱贫瘠。

马拉维的农业与食物安全部长Uladi Mussa坚持扩展小规模的灌溉是当务之急。潜力是有的，他说，马拉维缺少的只是资金和技术。赞比亚和莫桑比克都对逃亡的津巴布韦农民表示欢迎，因为他们的技术有利于农业发展。

同时，长期的饥饿威胁着非洲南部的下一代。马拉维接近一半5岁以下的儿童营养不良。学校里的人数不断减少，因为孩子们太饿了，以致于无法步行到学校，或者被迫与其父母一起出外寻食。对于他们来说，就算雨来了，灾难依然会持续很久。

 诺贝尔和平奖——有人欢喜有人愁

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主席Mohamed ElBaradei因为在核不扩散方面作出的努力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然而当世界各国都为之击掌叫好时，布什政府却可能有点不乐意了。

两年前，Mohamed ElBaradei通过《经济学家》的一篇署名文章呼吁加强联合国在阻止核武扩散方面的管理制度，并尖锐地形容该制度受到了“打击”。最近，ElBaradei自己也受到了打击。今年早些时候，布什政府联合其他一些国家，反对ElBaradei第三次担任机构主席。据报道，他们曾在他的电话中安装窃听器，企图得到令他声名扫地的证据。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ElBaradei就同美国因萨达姆所谓的核武计划的情报准确度发生过争论。美国一意孤行入侵伊拉克，但是却发现所谓的核武计划根本不存在。最近，布什政府又指责ElBaradei对伊朗的核问题上不够强硬。尽管如此，其他机构成员，包括一些美国的铁杆盟友，都拒绝支持美国在没有找到信得过的继任者的情况下废除ElBaradei的职务，何况今年6月份ElBaradei已经连任下一个4年的主席了。10月7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和ElBaradei收到了一份大礼——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对他们工作最大的肯定，同时也极大增强了他们的信心。

虽然此次有许多其他人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包括Bob Geldof和Bono,他们由摇滚乐手转为反贫穷运动者，但是ElBaradei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当选依然是众望所归。因为今年是广岛原子弹爆炸60周年。在40周年和50周年的时候，委员会也是将和平奖颁给了反核武运动者。

上周五在巴黎见面的希拉克和布莱尔都对这个结果表示欢迎。而在华盛顿，美国国务卿赖斯也称之为“理所应得”的。但是无论美国在公开场合如何表示，事实上它都不会太高兴。虽然诺贝尔委员会主席Ole Danbolt Mjoes否认这个奖项是在影射华盛顿及其主张片面限武论的倾向，但是委员会的声明听起来却正好是这个意思：“当核武器的威胁再次增长的时候，诺贝尔委员会希望强调的是，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通力协作，才能应对这个威胁。”

虽然对ElBaradei的表现诸多不满，但是美国还是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给予大力的财政支持，为其提供武器核查人员所需的资源。近年来机构最引人注目的动作应该是调查了惊人复杂的核技术传播圈，这个圈子以巴基斯坦首席核科学家Abdul Qadeer Khan为中心，其顾客包括伊朗，利比亚和朝鲜。这个核扩散网络覆盖了从炸弹制作到核原料的提供——甚至还提供售后服务。

在追踪Khan实验室与他那些“顾客”联系的蛛丝马迹的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3年，机构观察员发现了伊朗当局利用秘密进口的离心分离机提取可用于制造炸弹的高浓缩铀。这迫使伊朗将矛头指向原料提供者，巴基斯坦。同年，在机构帮助搜集的证据面前，利比亚领导人Muammar Qaddafi上校坦承正在进行秘密核计划,并同意中断该计划。

尽管如此，许多关于Khan网络的原始信息并非来自原子能机构，而是情报机关——首先发现巴基斯坦向朝鲜提供浓缩铀的是韩国。而伊朗的情报则来自其逃亡的反对组织。被ElBaradei称为“沃尔玛”的核武黑市仅仅证明了在核查小组的眼皮底下存在着多么庞大的地下网络，而他们却一无所知。

就如其他国际机构和其领导人一样，国际原子能机构和ElBaradei能把工作做得多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合国成员国赋予他们的权力大小，以及当他们在迫使无赖政权合作的时候所能得到的外交支持。各个国家通常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比如说，俄罗斯为了在伊朗建设核电站，有时在伊朗核问题上便不能全心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

有漏洞的条约

尽管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如果世界各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加强对核不扩散条约的维护及增强核查人员的权力，国际原子能机构在面对那些无赖国家的时候，将依然束手无策。1991年海湾战争后，原子能机构发现了萨达姆有制造核武的企图，因此引进了严厉的核查制度。但是机构的成员国并没有义务接受它——所以许多本身需要接受监督的国家都拒绝在上面签字。因此，非常有必要加强核查制度的强制性，而对于所谓享有平民核能源的“利益”的权利——伊朗将此误解为它可以任意发展核技术——则可以废除或者削弱了。

但是作出如此改变的机会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在上个月的联合国领导人大会上，安南对无法在反扩散或者解除武装方面达成协议表示失望。就连那些看起来不像有核野心的国家，像巴西，也反对让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在他们的平民核设施周围随意调查。机构其他成员国以5个核大国没有尽力削减核武器为由，裹足不前。就像ElBaradei几年前所感叹的，“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文明会自动放下其最强大的武器。我们的文明会是第一个吗？”

伊拉克政治前景令人担忧

10月5日，在国内外的压力下，伊拉克国民议会撤消了对宪法草案公决中公民投票规则的修改，因为这一修改使逊尼派选民和其他反对派几乎没有机会反对宪法草案。虽然草案依然可能在这个月的公决中通过，但是这一事件已经显示出统治联盟中的分裂，这使伊拉克的政治前景变得更不确定。

为了防止占伊拉克人口60%的什叶派穆斯林利用人数的优势侵犯逊尼派和库尔德的权益，公决规则规定只要在伊拉克18个省中的任何3个省有2/3的人投反对票，宪法草案就无法通过。按照通常的理解，2/3的选民应该就是参加投票的选民，而不是所谓的“注册选民”。

但是就在上个星期，由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主导的伊拉克国民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将范围缩小到“注册选民”。在伊拉克的上次选举中，全国范围内的注册选民只达到58%，而在一个逊尼派省份里竟下降到仅有2%。因此这一决议使宪法草案几乎没有不被通过的可能。此举引起了逊尼派领导人的强烈反对，还有少数库尔德议员。伊拉克独立选举委员会和承担监督公决责任的联合国也指责这是违反规则的。而对于美国来说，这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因为他们认为逊尼派的参与会减少动乱，这对和平政治是十分关键的。

尽管国民议会被迫撤消了这一决定，但是这段插曲表明了什叶派领导人对逊尼派阿拉伯人是漠不关心的。更糟糕的是，这一在公决中舞弊的企图暗示着什叶派领导人对目前不断恶化的暴力感到满意，甚至希望看到更大规模的内战——那样他们就可以将曾为统治者的逊叶派一网打尽。

经过几个星期的讨论和修改，联合国已经将宪法草案的最终版本打印出来并开始派发，虽然大部分伊拉克人仍然不知其中内容。据报道，美国曾经尝试在草案中加入拉拢逊尼派的条文，但是失败了。

虽然如此，宪法草案最终应该还是会被通过。逊尼派在4个省份内占有优势，但是比起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他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同时，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很可能阻止他们前去投票。无论如何，逊尼派似乎注定了是被遗忘的一群。但是国民议会撤消对投票规则的修改，至少使这一切看起来不是太过明显。

逊尼反对派现在最好的希望是与喜怒无常且激进的什叶派领导人Muqtada al-Sadr合作。他对宪法草案持批判意见，但是并没有透露将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Muqtada al-Sadr的军队和其他什叶派武装力量继续在英国管治下的伊拉克南部发动小规模的暴动。周一英国首相布莱尔说伊朗为Muqtada al-Sadr武装力量下面的一个分裂组织提供武器，并杀死了数名英军士兵。但伊朗政府否认了这一指控。

同时，脆弱的什叶派和库尔德统治联盟近来也表现出关系紧张的信号。库尔德两个主要政党之一的Patriotic Union of Kurdistan（PUK）发言人要求现任什叶派总理Ibrahim al-Jaafari下台。PUK的领导人Jalal Talabani，同时也是伊拉克总统，稍后表示自己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很明显库尔德政客们对现任总理没有一丝的尊重。他们认为他领导下的政府没有兑现承诺，让那些被萨达姆驱逐出石油富产地Kirkuk省的库尔德人回到家乡。

库尔德人对总理的反感也许不会影响宪法草案的公决，但是对十一月大选后建立联合政府却构成了障碍。随着公决的临近，伊拉克的各政党越来越倾向于为自己的种族或宗派争取利益，而不是为组建联合政府作出妥协。

施罗德“荣退”

施罗德与默克尔之间僵持依旧。但是施罗德周一暗示，他可能不再坚持总理的职位。
 
尽管只是寥寥数语的评论，但是已经足以使施罗德登上许多报刊的首页，这也许也是其政治生涯结束前为数不多的一次了。“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他在周一的社民党领导会议上告诉记者。“这是关乎社民党领导地位的问题，”他说。“所以只有交给党去决定……我不想阻碍由我开创的改革进程或者一个稳定政府的成立。”

媒体是这样理解他这段评论的：自从9月18日大选以来的两周，施罗德一直坚持他必须是政府的领导人，但是现在他改变了论调。如果他是社民党与基民盟组成联合政府的绊脚石，那么当社民党要求他靠边站的时候，他不得不听从命令。换句话说，施罗德已经在为下台作准备了。

但是社民党很快便作出了回应。党主席明特费林尝试扭转这一论调。周一晚间他警告默克尔不要曲解施罗德的评论。“就算是要组建联合政府，我们依然视施罗德为联合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候选者。”

尽管明特费林大力反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施罗德的评论表明了一种缓慢，但又是确定无疑的退却。在那之前，施罗德甚至可以说是盲目的乐观。就算基民盟的得票率高于社民党，他依然坚信自己是新政府总理的不二人选。事实上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德国没有一部法律规定总理必须来自赢得最多票数的政党——尽管这已经是默认的事实。同时默克尔也是脚步蹒跚。基民盟和基社盟仅获得40%的选票，有人认为这是由于默克尔对税制和社会改革的过于冷酷和理性造成的。对此施罗德心存侥幸，指望基民盟出现党内纷争，好让他坐享渔翁之利。但是他失算了。在电视辩论上过于强势的表现，使默克尔之外的其他对立者团结起来，并把他当成主要对手。在过去的两周里，施罗德举步维艰，所以不得不考虑如何以一种较为体面的策略退出。

明特费林已经暗示过有需要的话社民党可以抛弃施罗德继续前行，而现在，施罗德也可以以一种为党派牺牲的光辉形象谢幕，其本身更可以作为社民党在联合政府中讨价还价的一个特殊筹码。这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解释施罗德为何离最初的坚持渐行渐远。在这场类似扑克牌的权力游戏中，施罗德周一的评论既不是加码，也不是摊牌，而是叫牌。施罗德手里的牌很弱，但是默克尔也没有什么好牌了。

不幸的是，对施罗德来说，时不予我。僵局持久得越久，他现任的总理职位就显得越可笑——尤其是在推迟选举的Dresden地区结果出来之后，社民党再次被击败。但是，社民党方面只有在默克尔承诺更大的让步后，才会真正从权力斗争中撤下。而那时，施罗德才能真正地“荣退”。

迟到总比不到好

欧盟与土耳其最终达成了谈判框架的协定，这意味着关于土耳其盟国身份的正式谈判将拉开序幕。而在土耳其国内外，都有人质疑这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是否已经作好了入欧准备。

当去年十二月欧盟国家同意开始就土耳其加入欧盟进行正式谈判时，人们都认为这将是一个充满喜悦的庆典，而不是口水战和边缘政策的讨论。但是欧盟之所以为欧盟，就是因为它往往在最后的关头才出现令人手足无措的局面。讨价还价，胡言乱语，如果你想看到这些场面的话，就绝不会失望。10月3日的大部分时间里，谈判的双方就好象一对情侣恶语相向，到最后几乎快要决裂了。多亏了不懈的外交努力，这场谈判才以牢固的——虽然很难说得上是热烈的拥抱而结束。

奥地利政府的强硬立场是症结所在。表面上是奥地利的一家之言，但是实际上可能是其他欧盟国家在背后为其撑腰。奥地利坚持土耳其只能以“特惠成员国身份”的地位加入欧盟。于是谈判一拖再拖。直到周一的下午，外交官们依然无法就谈判框架达成共识，而按照日程表安排，谈判将于当天下午5点钟举行。最后由于无法打开这一死结，谈判只好延期举行。英国外交部长斯特劳形容“我们就像在悬崖边上一样。”

几个小时后，欧盟终于悬崖勒马。奥地利在劝说下作了一定的让步，谈判框架终于达成。原定谈判时间的几小时后,土耳其方面才传出消息，称接受这一文件，而外长古尔也会如期赴约。

奥地利最终还是选择了合作，但是看起来是在为其盟国克罗地亚的入欧铺路。三月份，欧盟中止了与克罗地亚的谈判，原因是它没有与联合国战争犯罪法庭充分合作，调查前南斯拉夫的事件。但是非常“巧合”的是，国际战犯法庭检察长庞德周一发表声明，称克罗地亚已经尽其所能,追踪并逮捕了主要嫌犯戈托维纳将军。

虽然奥地利已经被劝说放弃对土耳其的阻拦，但是它仍有可能利用从明年1月份起连续6个月担任欧盟轮值主席之机，重提“特惠成员国身份”的说法。很多人支持这种观点。有望获得2007年法国总统选举的著名的反纳粹主义者萨科尔齐, 德国总理候选人默克尔也都反对给予土耳其正式成员国的身份。根据最新民调显示，只有35%的欧盟国民支持土耳其入欧。他们对是否接纳一个穆斯林国家仍然举棋不定，而且担心随之而来的来欧务工者会使现有成员国蒙受灭顶之灾。

然而土耳其也对欧盟存有疑心。周一，土耳其在最后关头提出异议，坚持对谈判框架草案中的一个条款作澄清，即土耳其不能阻止欧盟国家参加国际组织或公约。土耳其谈判成员担心这会使已是北约成员的它无法阻止塞浦路斯加入军事联盟。目前塞浦路斯仍分为希腊裔与土耳其裔。这一担忧直到美国国务卿赖斯致电埃多尔安保证谈判框架与北约无关之后才得以缓解。

那么，既然欧盟已经最终决定与土耳其对话，焦点就要转到土耳其人能否适应欧盟所要求的法律、经济及文化变更上了。

对于那些憧憬着欧洲未来的土耳其人来说，上个月的一场会议给了他们极大的希望。当时，一些勇敢的历史学家设法在伊斯坦布尔召开论坛，讨论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亚美尼亚人的命运。这是土耳其首次允许评论家公然挑战政府限度。政府一直认为1915年亚美尼亚人的大规模放逐不是谋杀。但是当与会者读出了当时奥斯曼统治者之间的通信时，在场的观众毫无疑问地知道了真相。

亚美尼亚论坛原定于5月举行，但是在司法部长杰米尔的要求下取消了。而就在两周前，伊斯坦布尔法庭从中作梗，这一论坛差点又胎死腹中。埃多尔安对法庭的统治表示谴责：这是民选总统首次公开批评土耳其法庭，也是埃多尔安第一次在公众舆论中遥遥领先。批评者们将他此次行动看作是10月3日谈判前的最后一搏。那些接近总理的人坚信他已经将其政治前途与未来的改革联在一起了，无论土耳其是否加入欧盟。“在民族主义上他无法与激进民族主义者抗衡，所以只有选择改革。”一位西方外交官说。

这也许可以解释埃多尔安近来的一系列动作：他敢于承认土耳其与库尔德人的交易是错误的。这种言辞激怒了民族主义者，其中包括他自己党派中的一些成员。民族主义正在全国范围内涌动：2004年6月以来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当时非法的库尔德工人党终止了长达5年的停战协定。最近的民调显示，2002年大选中无法进入议会的激进民族行动党很有可能东山再起。

同时，埃多尔安还得应付军中那些担心加入欧盟后会削弱他们权力的人，这些人希望土耳其内乱纷起，这样才可以从中渔利。但是埃多尔安已经拒绝了军方提出的恢复严厉的反恐法律的要求。他坚持解决库耳德问题需要的是民主，而不是打压。

另一个挑战，则是实现他的承诺，还土耳其一个廉洁的政府。国有炼油厂股份的不规范销售，以及伊斯坦布尔Galata港口的招标，已经使其承诺受损。如果他不在反腐方面动真功夫的话，他的国民，以及欧洲的盟友们，将不会再信任他。对于已经为土耳其入欧付出巨大努力的他来说，显然是很遗憾的。

难兄难弟

在过去的几天里，以色列执政党利库得集团避免了瓦解，而巴勒斯坦武装也实现了停火。但是冲突双方的不妥协态度正在危及以色列撤离加沙以后所带来的一丝和平希望。

目前来说，两个“世界末日”被推迟了。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和以色列军队发生今年以来最激烈的交火，并且很可能演变成全面暴动。幸好哈马斯和杰哈德均于周二宣布遵守三月份签署的停火协定，这才避免了冲突的激化。而就在之前一天，以色列利库得集团也幸免于内部分裂。这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勉强通过决议，使沙龙抵抗住来自内塔尼亚胡的挑战，稳固了党魁地位。

这两起事件都表明了理智对本能的胜利。造成暴力冲突的导火线是上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集会时发生的爆炸，爆炸中21人丧生。以色列认为这是哈马斯失误操作火箭造成的，同样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也认为这是一起“工作事故”。但是哈马斯却坚称这是以色列的攻击，随后向以色列发射了40枚火箭。“这是哈马斯企图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他们不承认这是自己的失误，以免引起不好的影响。”拉马拉的民调专家， Khalil Shikaki说。

但是受到袭击后，以色列马上予以还击，对加沙发动了几十次空袭。这达到了它想要的效果：武装分子打消了原来的念头，宣布恢复停火，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以色列继续攻击，会在公众中造成更加坏的影响。尽管如此，以色列还是于周三对加沙地带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

Shikaki说，武装分子判断错误，因为他们没有把即将到来的利库得选举考虑在内。面对哈马斯的袭击，沙龙别无选择，只能以牙还牙。由于撤离加沙的事，他在党内已经受到严重批评。这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对巴勒斯坦采取暴力或者保持冷静，将决定他能否抵挡来自内塔尼亚胡的挑战。

那么哈马斯的这次失误判断能否帮助沙龙显示他的强硬，并由此获得选举的胜利呢？也许可以，又或者利库德的当权者会痛定思痛，并认识到如果沙龙脱离集团另组新党，同时提前举行大选的话，他们付出的代价未免太过惨重。无论如何，周三的民调显示，随着党内投票的获胜，沙龙在利库得党员内的支持率也上升了。

即使暴力冲突现在停止了，但是政治斗争才刚刚开始。初选将会于明年六月到十一月之间开始。尽管沙龙的支持率上升，但是远远不到高枕无忧的地步：在那之前，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而民众的忠诚度也会多次转移。

更令人担忧的是以色列对待哈马斯的攻击不那么暴力的反应：他们在西岸逮捕了数百名哈马斯和杰哈德成员。多数的哈马斯目标是十二月份将举行的巴勒斯坦地方选举的潜在候选人。在有些地方，几乎所有的哈马斯候选人都被抓了起来。

这似乎印证了沙龙这个月初的承诺：以色列将会竭尽所能阻止巴勒斯坦的另一轮选举——也就是明年一月份的国会选举——如果哈马斯参选的话。哈马斯能做的有以下这些：Shikaki的调查表明它有30%至35%的席位，而民族权力机构则占有45%。但是以色列这样做，非但不能削弱伊斯兰主义者的力量，反而会增强其力量，因为这会增加巴勒斯坦人的同情感。

阻止哈马斯参选会使以色列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更加难以达到：通过民族权力机构的力量解除哈马斯等武装派别的力量。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上周的声明，迈出了微小但可能却是重要的一步：关于武装组织不得携带武器上街游行的规定。这样的话，哈马斯的流血事件也许是这个规定生效前的最后一场悲剧。在阿巴斯发表声明后的第二天晚上，他参与了拉马拉的一场游行。游行上没有看到一个蒙面枪手或者武装派别的旗帜。但是法塔赫对哈马斯的优势越弱，阿巴斯就越难以推动这一进程。“沙龙和阿巴斯就像一对难兄难弟，互相扶持”Abed Rabbo无奈地作出这一结论。

右翼归来

波兰人把他们的左翼政府撵下了台。过去4年里，这个政府充斥着丑闻和内讧。由“法律与公正党”的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带领的保守党联盟能带来什么起色吗？

又是一场选举，又是一次对执政党的迎头痛击。自从1989年抛弃共产主义以来，波兰已经换了10位总理，现在是第11位。在周日进行的大选，也是波兰自从去年5月加入欧盟以后的第一场选举中，执政了4年的共产党遭遇选民的强烈反对。选民们把票投给了中右的政党，因为它承诺在不牺牲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给国家带来经济发展的动力。

民主左翼联盟的全面溃败其实是在意料之中的。一系列的丑闻，迫使总理Leszek Miller于去年辞职，并由技术统治论者Marek Belka接替，这给政府带来了极大的震动。民主左翼联盟在选票中占有的份额下跌至11.3%，这是自从1990年共产党改头换面后组建该政党以来历史的最低点。这使它不仅落后于其他的主流党派，甚至比不上一个养猪农场主的平民团体。

比起失败者，获胜者此时更多的是惊讶。就在大选的前几天，“公民纲领党”仍然在民调中领先。但是就在最后关头，“法律与公正党”超过了它，因为该党的总理候选人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同时满足了两个利益集团的需求。一方想在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中抓住机会，另一方则害怕改变。“公民纲领党”的总理候选人让－罗奇塔则由于其后期在竞选中表现出来的傲慢而失去了部分选票。

尽管如此，“法律与公正党”还是显得有点独力难支。由于只有27%的选票，它必须与拥有24%选票“公民纲领党”组成联盟以求获得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这两个政党的联系已经很密切，甚至在一些地区还共用候选人。他们都与地下***有颇深的渊源，并且都对在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产生的那些任人唯亲的现象深恶痛绝。

但是在某些方面，两个政党还是有一定分歧的。“公民纲领党”主张实行15%的增值税和收入税，以精简政府和加快国家剩余资产的私有化。“法律与公正党”则反对统一税，对私有化表示质疑，而且尽管它声称赞成精简政府，但是仍然在公平与社会保障方面许下了昂贵的承诺。“公民纲领党”主张保持中央银行的严格独立性，“法律与公正党”则想在政府的发展计划与货币政策方面取得协调。周二，“法律与公正党”的财政部长候选人波兰的基准利息率（处于4.5%的最低点）“没有任何理由”高过欧洲地区的水平。尽管如此，该政党并没有像“公民纲领党”一样执著于将货币转换为欧元。就像邻居的德国大选一样，这两个政党的联合也不会是一帆风顺。

10月9日的总统选举将使事情变得更复杂。“法律与公正党”的候选人是莱赫·卡钦斯基，雅罗斯瓦夫的双胞胎弟弟。在议会选举之前，他落后于“公民纲领党”的候选人图斯克。但是此次“法律与公正党”的获胜也许会给他带来一定的提升。但是如果莱赫赢了，雅罗斯瓦夫的总理之位可能就有点麻烦了。因为对于波兰人来说，国家的两个最高职位被一对双胞胎所持总是令人不大舒服。除了血缘关系外，还有经验的问题。两兄弟都没有处理外交或者经济事务的经验。

但是无论最后是谁获胜，未来的政府都将面临着两个主要任务。第一是在反腐斗争中表明决心，以重塑政府的信用。民主左翼联盟已经因为腐败而付出代价，因此除了谴责腐败行为外，还应该做出实际行动。第二是使改善经济。通货膨胀已经降到低位，但是有人认为这是以出口为代价的。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加快了速度，达到5.4%，但是预计今年会回落到3.4%——远低于上世纪90年代的数字。波兰如果想要接近与它那些西方邻居的距离，就应该恢复到那个水平。更糟糕的是，目前18%的失业率在欧盟里是最高的，而财政赤字也维持在高位，去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今年预计是3.4%。想要实现社会保障方面的承诺，卡钦斯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综上所述，要组建一个联盟是不容易的。从过去的经验判断，就算勉强组建成功，寿命也不会太长。随着共产主义的下台，不稳定的联盟或者多数派政府将会像钟摆一样，左右摇摆不定。每选举一次，选民都会失望一次——本次的投票率是自从1989年以来最低的，只有40%。然而，尽管政党更换频繁，但是主要的政策还是保持稳定的。没有一届政府完全反对私有化或者加入欧盟，而且目前看来也没有这种趋势。政治界对波兰的未来有一个共同的声音：作为欧盟的一员，同时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并保持政府的高效运转。至少，从理论上是这样的。

执迷不悟的法齐奥

意大利中央银行行长法齐奥拒绝因银行并购案丑闻辞职。这导致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金融会议上演了精彩的一幕：法齐奥被意大利新财政部长Giulio Tremonti公然嘲弄，并随后剥夺了其作为国家代表的权力。

上个星期，意大利的政府陷入混乱状态。受人尊重的财政部长Domenico Siniscalco辞职，总理贝鲁斯科尼也在压力中愈行愈低。这对意大利的名声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故事是这样的：意大利央行行长法齐奥近期一直因意大利第九大银行Antonveneta银行的并购丑闻经受辞职的压力。财政部长Siniscalco声称他自己被“丑闻化”了，因为总理贝鲁斯科尼及其内阁没有要求法齐奥辞职。他于上周三辞职，目的就是不想与法齐奥共同出席周末的华盛顿会议。他的离去加剧了贝鲁斯科尼濒临崩溃右翼联盟的分化。有人号召推选另一位领导人，带领联盟参加明年春天的大选。

最后，贝鲁斯科尼做了一个早就该做的决定——公开要求法齐奥辞职。同时立即委任Giulio Tremonti为新的财政部长。Tremonti是法齐奥的死对头，他已经当过贝鲁斯科尼政府的两届财政部长。任职后，Tremonti直飞华盛顿，并在记者面前公然嘲弄法齐奥。更绝的是，他随后剥夺了法齐奥代表意大利出席会议的资格，并让一位年轻的官员顶替他的位置。法齐奥当即怒气冲冲地乘私人飞机离开华盛顿。

但是尽管如此，法齐奥还是不打算辞职，因为目前尚不清楚谁有逼他辞职的权力。贝鲁斯科尼声称欧洲中央银行有权力使法齐奥下台，因为意大利是欧盟的成员。而欧洲央行则坚持只有意大利央行的高级委员会才有这种权力。该委员会由13位商业和学术专家组成。但是这个委员会跟法齐奥关系很好，所以应该不会对他不利。

如果贝鲁斯科尼的政府是强大而受欢迎的，如果意大利的公共财政运行良好，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也许只是一场闹剧。但是贝氏在民调中支持率滞后，而他的联盟现在正在筹划让他下台，以免在未来的选举中落败。更糟糕的是，意大利的财政正处于危险的境地，政府的债务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0%，而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欧洲地区最高的限制——占GDP的3%。

除了法齐奥的原因外，Siniscalco辞职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2006年财政预算案无法通过内阁同意。他的草案要求采取高达260亿美元的赤字削减措施，但是被合作伙伴团结基督教民主人士拒绝。政府里的许多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严厉的法案将会使目前政府被重新选举的可能性落空。

2006年的预算案必须在9月30日之前通过政府同意。所以Tremonti必须加快动作，并保证内阁里那些挥金如土的人不占优势。尽管如此，仍有人担忧，2004年他之所以辞职，就是因为民族联盟的坚持。该联盟主张对政府支出施加更多的影响。

目前，Banca Popolare Italiana（BPI），这个据称在收购战中受到法齐奥“帮助”的银行，已经认输了。它将手中所持Antonveneta银行的股份卖给竞争对手荷兰ABN armo银行。荷兰银行周一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同意用32亿欧元买下Antonveneta银行40%的资产，这是之前BPI及其合作伙伴买下的。这使这项收购计划尽在荷兰ABN armo银行掌握中。BPI之前的老板Gianpiero Fiorani，也就是那个与法齐奥就并购方案有过深夜通话的人，也受罪案调查的影响被迫辞职。法院同时也冻结了BPI在Antonveneta银行的股份,迫使BPI不得不将手上持有的股份卖给荷兰ABN armo银行。

荷兰ABN Amro银行的胜利，标志着意大利第一宗外资收购国内大银行交易的成功。这显然是法齐奥不愿看到的。但是这对投资者来说却是好消息。但是毕竟意大利的声誉已经受到这起事件的影响。贝鲁斯科尼已经失去了信用，甚至可能被迫下台。而法齐奥的所作所为，给迄今为止意大利在国际上少数拥有良好声誉的经济机构蒙上了阴影。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财政部长的快速轮换也许预示着政府解决深层经济问题的良好开端。

西岸：依然困扰
 
1996，耶路撒冷。美国越战期间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作为越战的主要参与者，他承认这是一个错误：“我们失去了58,000条生命；我们的经济被长年累月的战争经费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社会的政治和谐被打破，数十年都无法恢复。”而这一切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南越最终还是落入***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战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宣布为错误的战争。2002年，法国-阿尔及利亚战争20周年纪念的时候，法国报纸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71%的法国民众认为他们的政府发动这场战争是错误的。因为由始至终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都是不可避免的。
 
国家领导人和民众承认他们过去的错误需要时间，特别是当这个错误导致了血流成河，财富浪费和国家荣誉的损害。

所以令人吃惊的是，在以色列居民和军队完全从加沙撤出的一天后，以色列的副总理皮尔斯便宣称以色列过去38年在加沙的存在是一个“严重的历史错误。”

也许这个所谓的“错误”的严重性比不上越战和法阿战争，但是在过去的38年中，巴以冲突夺去了许多以色列人的生命，以及多得多的巴勒斯坦人的生命。而物质损失方面更是难以估计：谁知道建筑这些定居点花了多少钱？谁又知道重置这些撤离的居民需要多少钱？当然，如果作个大概估计的话，可能是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

当然，现在再去追究皮尔斯的责任已经没有意义。目前更重要的是，如何吸取经验教训，使以色列在未来不再重蹈复辙。

撤离加沙以后，以色列摆脱了统治愈百万巴勒斯坦人所带来的束缚。但是住在西岸的两百万巴勒斯坦人，又该如何处理？
 
在上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上，以色列总理沙龙声称以色列人“不想统治巴勒斯坦人。”然而在以色列，他却表示将加强西岸定居点。
 这一自相矛盾的说法也许很快就会被证明对以色列是有害的。大多数人口统计学家估计，在10年左右的时候里，约旦河与地中海中间地带的阿拉伯人口将会超过以色列人。
  如果以色列还想保持一个民主的犹太人国家的话，它就应该根据其人口实况制定其边界。

换句话说，它应该退回到自己应有的领土上，而不去统治那么多的阿拉伯人。撤离加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从人口的角度来看，对西岸的过分留恋将会是一颗定时炸弹。
 
在联合国，沙龙把球扔回给巴勒斯坦人。他说，现在巴勒斯坦人应该证明他们有能力使加沙摆脱恐怖，建立一个可行的民主社会。
 
但是如果巴勒斯坦人失败了呢？我们是不是要等上另外的10年，甚至更久，然后匆忙撤离西岸，再等一个以色列的领导人来告诉我们，这是另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们难道不能从其他人的错误中学到更多东西？我们难道不能从自己身上学些什么？

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用“愚蠢进行曲”来形容那些跟本身最大利益对着干的政府行为。沙龙已经停止了其加沙的“愚蠢进行曲”。为了民主的以色列，他应该在西岸也作出一样的行动。